由此可见，温州的问题，在东部发达地区是普遍存在的，“温州病”，也可以说成是“苏州病”或“深圳病”。这些共性，源于我国市场演进的基本路径。支撑旧的发展模式的各种因素，比如政策环境、资源条件、市场需求、要素价格、生态观念、企业治理结构和规模以及技术水平等都在变化。这些变化推动着原有的发展模式的调整。对一个经济体而言，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僵化，是固守于既成的模式而对挑战视而不见。

　　温州是多面的，对温州的评价不能固守教条

　　当一个人谈论温州的时候，有必要问一下：他谈的是哪个温州？

　　确实，温州是复杂的。在人们的印象中，温州首先是富裕。从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温州在全国排行第二，仅次于深圳。但是，温州县域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发达的三区两市，有处在中间位置的三个县，还有欠发达的三个县。温州是中国发展不平衡的缩影，这一点，往往不为外界注意。其次，温州的经济总量(GDP，即国内生产总值)并不是很大，在浙江占第三位.但是，在温州本地之外，有200多万温州商人，还有50多万商人分布在海外，他们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如果用GNP(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温州经济规模在主要城市中的位置，会比GDP来衡量要高。据统计，2006年春节前十天，从外面汇到温州的钱就达440亿元，2005年这一数字为360亿元，2004年为350亿元，2003年为330亿元。温州本地经济或许面临着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温州人经济无疑是健康的、活跃的。

　　因此对温州的评价就不能“一刀切”，当你谈论温州的时候，很可能说的只是其中一个温州。对温州的评价，不能只拿单一的指标进行比较。王建满说，这样的比较“不科学”，很多比较“命题都不成立”。例如，将苏州和温州进行比较是一个时期舆论的热门话题。王建满的看法是：两者之间无法类比，必须根据本地的实际，走不同的路径。

　　主政温州的官员中，不只是王建满面临着这样的比较，也不只他一个说过下面的话：“实践是长青的。对于温州解决问题的做法，要用实践来检验，实践提出的问题必须用实践来回答。”例如，温州前市长钱兴中面对批评就曾说过：“在温州，凡理论与实践发生矛盾时，先服从实践。否则，理论就成了‘教条’，就束缚了创造性。”

　　温州模式的核心是温州的企业家精神

　　如果说，温州有一个反教条的传统，那么，温州模式就不是一个束缚人的教条。

　　所谓模式，是人类个体或群体在回应各种挑战中积累起来的经验，而回应挑战的实践就是将各种资源组织起来，以实现其目标和获益的最大化。所谓温州模式，就是温州人(包括温州企业和温州政府)动员和组织各种资源回应压力和问题时所取得的经验。温州模式因此也是多面的，可以从企业角度来理解，可以从政府角度来理解。如果从温州人角度来看，温州模式，就是温州人表现出来的强烈的企业家精神。根据熊彼得的定义，企业家的职能不是发明某种东西，或者创造供企业利用的条件，而是有办法促使人们去完成这些事情，“企业家的功能是，通过利用一种新发明，或者更一般地利用一种未经试验的技术可能性，来生产新商品或者用新办法生产老商品”。也就是说，企业家的功能是将各种现成的资源利用起来，生产出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