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学贞：看守花鸟灯塔20年

　　见到邵学贞时，他光着膀子，套着件背心，正不停地用肩上的毛巾擦汗，使劲挥着蒲扇驱赶热气。灯塔站的管理房内装有电风扇，可转不动。因为老邵没舍得开那台自备的发电机。每天，站里的的电扇跟灯塔一样，日落而作，日出而息。

　　邵学贞今年50岁，山东汉子，一口带着明显山东味儿的普通话。从1978年入伍，他就被分配到花鸟岛守灯塔，以后的30年，就是伴着灯塔过来的，其中有20年，和他做伴的就是花鸟灯塔。老邵说，1985年，他离开花鸟灯塔，去别的灯塔看守，到了1994年，又回到老地方。而当年的全国劳模、灯塔世家传人叶中央，就是他的老同事。

　　看守灯塔，拥有最多的是寂寞，老邵说，这些年来他已经习惯了寂寞的日子。灯塔工的工作其实简单，虽然身为灯塔站的副主任，但老邵和其他3名灯塔工的工作完全一样。维修保养机器、擦玻璃、开关灯、学习安全知识，如此而已。

　　但是这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痛苦。单说擦玻璃，四面直径1.84米的透镜，所有的三角棱镜凹凸处都必须擦得干干净净。或许，只有见过的人才能感觉到这项工作的麻烦，密密层层的棱镜反射着光线，足以让人头晕眼花。

　　夏天的太阳很“毒”，加上透明的玻璃墙，足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塔顶上的灯笼变成“蒸笼”。在参观灯塔时，只在里面站了几分钟，记者早已汗出如浆，别说是爬上爬下地擦玻璃了。

　　每天对照日出、日落时刻表开关灯塔，邵学贞和他的同事们能把握得分毫不差。妥妥帖帖地做完各项工作，他们剩下的空余时间也不多了。

　　灯塔站里的娱乐生活少得可怜。一个电视机，能播出6个频道，而且有几个图像模糊不清。有几张影碟，但看过很多遍，早已腻了。站里有规定，平时不准钓鱼、不准下海游泳。于是，业余的娱乐就剩下棋和打牌。桌上的一副纸牌，早已摸得软趴趴的，却还在使用。

　　“看守灯塔，劳累、单调和寂寞我们都不怕，能够保证让灯塔每天正常地闪亮，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就是不要像那本杂志那样平白无故把灯塔‘炸’了，要真那样，我捧了20年的‘饭碗’可就砸了。”老邵说得很严肃，也不乏幽默。

　　花鸟山灯塔救了我们性命

　　100余年来，花鸟山灯塔在舟山渔民眼中就是一座救命塔，无数在惊涛骇浪中生死难卜的生命，正在这盏明灯的指引下才得以从死神手中挣脱。以下，是两位渔民的亲身经历：

　　花鸟岛渔民俞纪明，62岁。

　　“花鸟灯塔就是我们的救命绳，那一年，要是没有这座灯塔，我恐怕就回不来了。”

　　“当时的情景我一辈子都记得。那年，我撑小对船出海捕虾。那时候的船没有机器动力，全靠风帆和橹。出海那天正刮南风，天气原本还不错。就在捕最后一网时，就看到远处有浓雾笼罩下来。”

　　“那时，我们的作业区离花鸟岛并不远，就想赶紧拖上最后一网就回航。没想到，这一耽搁，雾立刻就罩了下来。四处不辨方向，就靠船上的一个罗盘。没想到，就在此时，船出了故障，船舵卡在那里，拔不起来了。边上的另一条船已经驶出一段路，在浓雾中不见踪影，我所在的那条船挂起风帆，打算借风力回航。”

　　“当时风大了起来，借着风力，船驶得很快，却怎么也回不到原本近在咫尺的花鸟岛。船上的人都慌了。就在此时，我们隐约听到北面远远传来一声轰鸣，这是我们所熟悉的‘黄牛叫’——花鸟山灯塔雾笛的声音。”

　　“立刻，船上的人感到有了希望，循着笛声，整整划了几个小时，我们才安全返回花鸟岛。后来，我们都说要是没听到这声响，我们得漂到外海，船上没粮食，就算不遇上风浪都得饿死。”

　　嵊山渔民陈存国，56岁。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1982年，当时我是一艘12马力的机帆船老大。那次，我们的作业区在花鸟岛东北向外海渔场。”

　　“那天出发前，气象台预报当天风力5～6级。但是到了傍晚，海面风力突然增大到8～9级。气象台预报说，半夜起风力达到10～11级，我们赶紧回航。这时，天已经暗了下来，风浪仍在继续增大，从我们的船舷，可以看到旁边一条渔船的船底。”

　　“天下起了暴雨，海面上的能见度很低，靠着船上的罗盘，我们的船向着嵊山方向前进。其实，那只是一种感觉，朝着这个方向，能不能到达嵊山，谁都不知道。”

　　“在那条船上，有我两个亲兄弟，两个亲叔叔，可以说，我们一家的所有壮劳力都在这里，如果发生不幸，我家也就完了。”

　　“我把着舵，有些盲目地向前开，几乎是绝望的。突然，远处出现了一点影影绰绰的亮光。”

　　“是‘亮台’(当地很多渔民管灯塔叫亮台——作者注)，那是什么地方？我静下心来，默数着亮光的明暗间隔时间。1、2、3……26，间隔26个数大约是15秒左右，凭经验我猛然省悟，那是花鸟灯塔，估计一下距离，大约在5~6海里。我知道我们得救了。”

　　“此时，已经是凌晨1点多，我们的船朝着那点亮光奋力开去。原本只需半个多小时的路程，我们开了足有一个多小时，才平安靠上花鸟岛。后来，我得知，原先驶在我旁边的那条船在风浪中沉没了，船上的5个人再也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