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协议”出现有因

　　此类“慈善协议”出现的一个背景，是近年来慈善受助者“不知感恩”的事时有耳闻。

　　2006年，深圳歌手丛飞去世，其生前资助的百名学生少有人现身哀悼。同年，中国移动河南分公司出资30万元资助100名大学生，仅有两名有回馈并汇报学业。前不久，湖北襄樊的5名学生受助一年多，没有主动给资助者打过一次电话、写过一封信，更没有一句感谢的话，其冷漠逐渐让资助者寒心，取消了这5名大学生的受助资格……这样的事件频频发生，不能不令捐助者感到失落。但是，签订“道德协议”是否真正能够成为督促受助者“感恩”的有益尝试呢？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有关人士认为，如果个人有愿望、有能力，就可以帮助别人，但不能对受助者提出附加的义务。比如资助贫困学生，如果受助学生努力读书，成绩优秀，捐助者当然觉得“有成果”；但如果受助学生考试成绩不理想，捐助者也无权对其指责，因为“慈善本身不带强制义务”。

　　上海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卢汉龙指出，个别受助者“感恩之心”的缺乏，除个人原因外，很大程度上还跟学校教育、社会氛围过于功利有关；而用所谓的协议、约定的方式，不但无助于唤起他们的感恩之心，而且还异化了捐、受双方的慈善关系。“慈善的基础是互相信任，如果事先就怀疑受助者会‘忘恩负义’，那慈善的基础就被破坏了，将市场中的契约引入到慈善领域，无疑令捐助行为的慈善色彩打了折扣。”

　　郑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明锁则认为，“一个人在接受帮助之后说一声‘谢谢’是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接受了别人帮助而不知道感谢的人，其人格很难说是健全的，一个人格不健全、心中没有爱意的人，怎么想像他会回报社会呢？”

　　杨德恭说，目前的“道德协议”仅处于“建议签署”阶段，是协商式而非强制式。“道德协议”其实就是一种慈善观念的推广宣传。让受到资助的贫困学生具备回报社会的慈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自愿协商、保护隐私”是签订这一协议所遵守的原则，之前不仅会征求学生的意见，也会征求捐资企业的意见，决不会强制学生进行签订。“实际上，很多企业担心会被别人误解为索要回报，所以不同意签订道德协议，在这种情况下，慈善总会也不会让学生签订协议。”此外，受助者不仅可以通过捐钱的方式让爱心薪火相传，也可以通过参与公益活动、帮助孤寡老人、做义工等方式向社会奉献爱心。

　　“道德协议”是一种唤醒

　　近年来，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基金会每年给每一位通过助学基金受助的学生送上一封信，信中要求受助方“能够保持与捐助方的联系，让他们了解你的成长过程”。刘淑英说，如果个人有愿望、有能力，就可以用各种方式帮助别人，但不能对受助者提出附加的硬性条件。

　　这种相对松散的关系并没有削弱受助者的“感恩”。刘淑英说，今年以来，基金会已经收到1100多份受助学生的感谢信，“对于受助者，应该给他们提供一个相对宽松、柔性、有尊严的表达渠道”。

　　上海老年大学有一位姓江的教师，和一位贫困大学生长期“结对”，直到他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江老师停止了对他的捐助，同时告诉他，我们的慈善关系已经中止了，彼此也没有什么约定，要说什么回报的话，那就是你要努力工作。

　　张明锁表示，“施恩不图报”固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感恩”并不是指对捐助者本人“报答私恩”，而是指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用实际行动向社会撒播“爱”。

　　卢汉龙指出，过去国人常将“施舍”等善行与个人德行或“功德”相联系。而在现代慈善观念中，个人之所以行善，不是简单地出于做好事的动机，而是个人承担对他人的社会责任，以及利用慈善去建立、维护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慈善为受助者提供了社会交往和自我实现的机会。“在推出任何慈善新举措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树立现代慈善的理念和意识。”-新华社记者叶锋桂娟韩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