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成检务“拳头”

　　反贪受案数同比翻三番

　　“今年以来，反贪工作已经真正成为我院的‘拳头’业务，在各项检务工作中脱颖而出。”翁跃强并不是夸口，他给记者拿出了一组颇有说服力的数据。

　　据统计，今年1至8月，义乌市检察院反贪受案数为13件23人，同比翻了三番。其中包括原城西街道干部吴璀深受贿100万元一案，另外还有50万元以上受贿案件两件、20万元以上受贿案件3件。通过纠正违法安置土地、追回赃款等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共计3700余万元。

　　“反贪受案数大幅上升取决于两大原因：线索源不断增多和侦查能力的不断加强。”翁跃强说。

　　据介绍，反贪机动大队的40名队员每人每年都有一条线索任务。考核使得干警各尽所能，拓宽渠道，寻找线索。

　　这些线索汇总后，经过统一评估，有价值的线索将被指派给机动大队的主干队员，由他们担任主办检察官，并随案临时“组阁”办案小组。

　　“以前办案都是反贪局几个人‘拉郎配’式的组合，一来人力资源缺乏，能力参差不齐；二来多种因素影响配合默契程度，给办案带来困难。成立了反贪机动大队后，人员组合进一步优化，办案积极性和效率大大提高。”

　　主办检察官何冬生深有感触。

　　在这一模式的支撑下，很多反贪要案从主办检察官到办案人员，统统都来自各个职能部门，临时组建成一个“草台班子”。

　　“然而，偏偏就是这种‘草台班子’具有强有力的战斗力，他们侦查谋略多，办案手段丰富，有些硬骨头硬是被他们生生地啃下了。同时，我们反贪局十多个干警的压力也一下子增大了，如果再不开足马力，提升自己的办案水平，脸上无光不用说，说不定哪天这个饭碗就要丢了。”反贪局局长金智法说。

　　一个好的人力运作模式背后必须得有一套科学的考核奖惩机制，“组阁制”办案模式也不例外。

　　据了解，义乌市检察院的考核机制以实绩考核为主要导向，业绩考核分占40%，干警测评占30%，其他方面考核占30%。机动大队的队员不但可以把反贪办案作为彰显实力的一面镜子，同时还可以把工作量折算成业绩分数并入本部门考核。年底，院里将每个干警的业绩考核分数按名次张榜公示，接受全院干警监督。

　　“这样的考核就像一条鞭子，时刻鞭策着干警加强学习，提高自身能力，也便于大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反贪工作对于每位干警的重要性。”翁跃强说。

　　突破原有架构

　　“组阁”模式实现检务一体化

　　目前，我国基层检察院反贪力量缺乏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一位负责人分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

　　一是全国至今还没有一个院校专门培养反贪侦查人才，而是靠检察机关自身培养和积累建立反贪自侦队伍。如此，培养一个成熟的人才至少需要七八年时间，周期较长；

　　二是反贪自侦人才由于受到提拔瓶颈的限制，不可避免地面临人才流失。反贪局相关职务岗位少，很多干警在反贪岗位上工作多年并做出突出成绩后，无法提职，这些人中很多将面临换岗提拔。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反贪自侦人才看似提拔了，但对于侦查工作来说却是流失了一个业务熟练的反贪干警。

　　“义乌市检察院反贪机动大队和‘组阁’运作模式是实现检察、侦查一体化的成功范本。”在义乌市检察院调研时浙江省检察院的这位负责人这样指出。

　　这位负责人认为，在目前无法大幅增加反贪干警人员编制的情况下，惟有打破原先单一的反贪侦查架构，整合内部有效资源，变单兵作战的小侦查格局为全院一体化的大侦查格局。这样做，不但能优化资源配置，还能培养青年干警一岗多职、一职多能的作战能力。

　　记者手记

　　从“拉郎配”到“组阁制”的跨越

　　退居二线，原本是“没有工作激情，得过且过，等待退休”的代名词。以退居二线的身份去指挥现职领导干工作，更让人不可思议。但义乌市检察院反贪局主审检察官何冬生做到了，他以“组阁”的形式拉上3名现职副科长，以师傅的身份带着这3名早已出师的徒弟，一举破获了一个当地多年未见的贪腐串案。

　　以往，办反贪案子的干警少，有了线索就指定几名干警侦办，这种“拉郎配”式的人资配置难以形成合力，甚至有时侯会出现相互拖后腿的情况，影响办案效果。正因为此，多年来，反贪“短腿”现象成为一些基层检察机关的心病。

　　而义乌市检察院通过“组阁制”运作模式实现了优势互补、强强联合，不到一年，反贪业务就比往年翻了三番。

　　分析义乌的作法，我们不难发现，“组阁制”人资配置革新的功效是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