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3.33%智障者接受康复训练
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杭州市现有残疾人47.78万人,其中智障者3万多人。那么,为智障者服务的专门机构有哪些?它们能够容纳多少智障者?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目前,杭州为智障者服务的专门机构有三类:
特殊教育学校。杭州市老城区共有5所特教学校,招收7至16岁智障儿童,学制9年。目前5所学校共有400余名学生。如果5所特教学校全都开办职高班,也只能增加近百名学生。
30余家街道工疗站。共接收近1000名智障者和精神残疾人,其中智障者近400人。工疗站属“日托型”,同时接收精神病患者,一般配有医生。智障者在工疗站做一些简单劳动和身体锻炼。
“民办公助”的仁爱托管中心。该托管中心由杭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下面的智力、精神残疾人亲友协会创办,属“全托型”,30个床位容纳了35名智力、精神残疾人。仁爱托管中心集教育、培训、康复、托管于一体的全日制托管场所,智障者和精神残疾人在一起居住、活动。是杭州目前仅有的一个全日制托管机构。
上述3类机构所容纳的智障者加在一起,共1000名左右,只占全市3万余名智障者的3.33%;也就是说,每100名智障者当中只有3.3人进入智障服务机构,得到不同程度的康复训练,有跟他人交流的机会。大多数智障者只能呆在家里。
“我在这里。”安安举起特奥会的银牌,指着照片说。 张亚文 摄
特奥队员与沉默者
呆在家里的智障者生存状态如何?很多家长或由于忙工作,或缺乏能力和耐心,不太与智障者交流。智障者在家基本上是独处状态,主要活动是看电视。三里亭的吴妈妈说:“桦桦现在不爱说话了,常常会沉默一整天。前两年还叫我妈妈,现在不叫了。”
据省智障教育资源中心主任、杨绫子学校原校长洪佳琳告诉记者,该校一名学生毕业后呆在家里,最近家长反映,他变得不爱说话了。这是自闭的苗头。智障孩子在家长时间独处,没有人与之交流、游戏,在学校习得的语言能力、运动能力都会退化,甚至完全丧失。
但是,另一些得到较好的职业教育和康复训练的智障孩子,情况就要好得多。
3年前,小歌(化名)从杭州杨绫子学校职高班面点制作专业毕业了。为了他能就业,跟健全人一样在社会上生活,校长洪佳琳为他多方寻找就业岗位。一家饭店负责人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主动接纳小歌来饭店就业。西点房的朱苗根师傅手把手地教会他打蛋、和面,后来又会制作面包、芝麻饼、奶酪条等西点了。餐厅打来电话说哪种点心不够,小歌接了电话就会立即去添加。看见朱师傅要做什么点心,他会主动准备好原料和器具。
杨绫子学校是2000年9月成立职业高中班的,开设学制为三年的面点制作和园林花卉两个专业,到现在,已有95名学生职高毕业,其中54人已经就业,就业率达56.7%。
仁爱托管中心的安安(化名)33岁,是二级智残人。刚到托管中心时比较瘦弱,脸色也不太好,还经常感冒。在托管中心“全托”后,饮食起居有规律,每天要锻炼身体,集体生活又很快乐,安安的身体变健壮了,还被选为中国特奥代表团垒球队员,到上海参加世界特奥会,拿回一枚垒球银牌。
据一些智障人亲属反映,由于在工疗站受到较好照顾,一些智障人的精神状态有明显改善。
“回归主流”,谁来铺路
“回归主流,平等、参与、共享”,是中国残疾人事业的目标;“在人生旅途有需要的时候都能得到帮助”,这是全世界残疾人工作者的共识。显然,智障人的现状,离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这个距离能不能缩短呢?智障人保障的困难在哪里?
省智障教育资源中心主任洪佳琳这样分析:从客观上说,智障者是各类残疾人当中最弱的人群,他们需要终身关怀、支持,离开他人,他们就无法生存;因而,智障人保障不仅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更需要专门的人才,并建立一个完整机制和体系。
洪佳琳介绍说,香港有比较完善的智障人保障体系。仅教育人才,有专门的特殊教育学院,培养的人才细分为语言训练师、物理治疗师、心理专家等。还有专门培训、推荐智障人就业的民间机构,他们对智障人的职业培训一直要延伸到就业以后;这类机构每推荐一名智障人就业,都能从政府那里得到资金支持。目前浙江省只有台州学院设特殊教育专业,每年有40多名毕业生。无论是人数还是专业能力,都不能满足需要。
从主观上说,智障人保障水平与社会文明程度有关。洪佳琳说,她开始想办职高班时,就有人不理解:智障孩子学了这些有什么用?洪佳琳说:这句话暗含着一个错误意识,就是把智障孩子看做是社会的负担,既然是“负担”,就不值得在他们身上花太大的气力;而且认为智障孩子是学不会劳动技能的。
杭州残联副理事杨光发告诉我们,近年来,杭州市不少智力残疾人被纳入政府最低生活保障体系。一些智障人家庭得到了连续6年的“春风行动”的资助。30余家工疗站里近400名智障者得到了“三疗一教育”;目前,占地100亩的杭州市智力残疾人托管中心正在筹建中,预计要2009年才能招生。“这个托管中心计划有500个床位。我们打算精残与智残人都收。”
这些努力改善了智障人的生活,但是因为智障者保障基础比较薄弱,离“回归主流,平等、参与、共享”的目标仍有较大的距离。洪佳琳说,智障人保障体系的建立,需要财政、教育、人事、就业等部门形成合力,没有政府出来牵头与协调,靠某一个部门难以做到;同时还需配套的法规和政策来保证。上海在社区普及“阳光之家”的力度就很大,值得杭州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