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点二：古城四面城墙基石的建造时间一致吗？它们能否连成一体？

　　诚如某些专家所指出的那样，用以探寻和确认证明良渚古城存在的主要证据，就是以城墙底部铺垫的宽约40至60米的人工开采的石块。

　　可是周长达6600米的古城目前却分别只在四周城墙上各发掘解剖了一处地点，揭露面积和已发掘的探沟都十分有限，其余则是用探铲获得的资料。由于城墙基石多埋在地下，有的可深达4米，地面没有城墙踪迹可寻，而地下情况复杂多变，以铺垫石块为标志的四面城墙基础是否是相同时间建造？他们能否连成一体，是否如先前报道的那样“略呈圆角长方形”？这些都尚存疑问。

　　就我目前所知，那些铺垫石块如果确实是城墙的基石，应该较为规律，不应有这么大的差距。其次，西城墙白原畈段探沟所见的铺垫石块中，还有一段被人为分开便于行走的道路；湖池头北城墙探沟处的铺垫石块又与其他三处有明显不同：不仅铺垫的石块比较密集，而且墙外堆垒着多层石块，其上下高度落差很大，比较陡；相反，南城墙探沟处的铺垫石块则较为稀疏，宽度也只有40米左右。因而尽管四面城墙底部都发现了铺垫石块，但它们都存在着一定差异。我觉得，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今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来加以证实或纠正，不宜急着下定论。

　　疑点三：城墙选址欠佳，护城河未能环城一周

　　众所周知，江南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尤其是良渚文化先民生活的环太湖流域，更是温暖潮湿，因而原始先民早就充分认识到选择土墩、高地或水系等优越自然环境的重要性，人们往往因地制宜地择高而居。或选择土墩高台作墓地，或依水道营建聚落，当时流行利于避水防潮的干栏式木结构房屋建筑形式，便是人与自然互动的一种体现。

　　良渚古城中的莫角山遗址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约450米，总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曾被认为“人工堆积厚度可达10多米”，这正是良渚古国中心的礼仪性建筑所在。既然莫角山是人工堆积而成，可“与之年代相当”的营建在其四周的城墙，却为什么会如某些专家说的选择在“沼泽地边缘”，并由于其“地基较松”，还“特地去开采石块来用作基础”。这显然与良渚先民择高而居、因地制宜可省工省力的方法不符，况且历史上的东苕溪又经常发生特大洪水灾害。须知道，选择在沼泽地边缘建造城墙，每开采一块石块，每堆筑一方泥土，先民要付出何等代价？有何“经过精心勘察与规划”可言？

　　当然，利用天然河道、沼泽地或有意开凿来作为护城河，都具有军事防御功能，但从西南部的凤山等低来看，并没能在良渚古城外环绕一周(因有很多报道称良渚古城有护城河，然而史前城址其实并非都有护城河之设)，因而，所谓的“护城河”也便失去了意义。

　　疑点四：城墙设置悖于常理，城外有山不利防守

　　一般说来，为了便于防守，同时也为了节省劳动力和缩小工程量，古人往往会根据地势地貌中的山头、土墩高地、壕沟或河流水道来作为自然屏障，因地制宜地将城墙建在山头(脊)之上或水道之畔(用作“护城河”)，这也可以说是古代建筑的一种常规理念。

　　目前认为的良渚古城围绕在莫角山遗址四周，城墙的平面布局设置略呈圆角长方形，为正南北方向，其东北角城墙环绕雉山于城内，西南角城墙则是沿着凤山脚下经过，将凤山拦出城外，这就有悖于常规，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雉山拥入于城内东北角，虽耗费劳力，但还勉强说得过去；而凤山的规模则远比雉山高大，良渚古城依其山脚下筑墙而过，既耗费了大量的筑城劳动力，而更重要的则是极不利于防守，敌方可于此观察城内动静，还便于居高临下攻入城中。因而如果今天的古城之说成立，那么它就失去了实质性的军事防守之功能。

　　疑点五：城墙底部为何要铺垫人工开采石块？

　　良渚古城墙最大的特点是其底部都铺垫有石块作为墙基，每块石头大小较为一致，而且大多棱角分明，质地也较为坚硬，显然是经过人工开采并搬运而来，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事实。

　　然而，人工开采石头，在各种金属工具和炸药盛行的近现代也并非易事，在没有金属工具的原始社会，开采石块谈何容易？所以原始先民一般都是利用裸露地表且大小不一的天然石头或鹅卵石来制作石器，花大力气开采石块来用作普通的城墙基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尽管良渚之时先民已经掌握开采玉矿的技能，即“积薪烧之”，高温后泼上冷水，可使矿石爆裂的方法(详见拙著《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

　　但玉器毕竟是珍贵之物，体型小数量也少，这与铺垫石块宽约40到60米，周长660米的城墙基础有着天壤之别。因为要铺垫成城墙基础，而去开采费力费工且用量巨大的石块，有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