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2月17日讯 记者新春劳动力市场蹲点采访三天，陪民工找工作，亲历老板招工，倾听他们各自的心声，体味他们各自的心情，观察他们新的诉求和变化。

　　在开市三天的新春劳动力市场中，记者看到最多的就是：希冀、忧虑、焦灼、等待……这些表情，它们出现在找工作的民工脸上，同样也出现在来招人的老板和“人力资源”脸上。杭城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心态已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用人单位在新劳动法下，有着新的盘算和应对。本报记者的观察：包吃住成为很多民工在杭州找工作的重要条件，民工也讲究发展空间，情感需求成为民工们普遍诉求，新劳动法下招工面临新难题……新春的劳动力市场新变化已经有几许。

　　管吃住成了重要条件

　　新现象：杭州外来劳动力市场大厅里贴满了各种招聘信息，薪金有高有低不说，有一条是必不可少的，包吃住，实在没条件的，也得是包住。如今的外来打工者，也精明了，包吃，还要问问三餐标准，加班管不管夜宵呢。包住，得问清楚包不包水电，然后是几人一间，有心的还会掐着指头算算，每人折合几平方米。

　　复兴地区奶茶店的老板黄侃在市场里足足呆了一天，就因为包吃住这条谈不拢，硬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最后黄侃想了个点子：工资降低点，然后在过江的楼盘中找处房子，反正那边空房子多，房租也便宜，这样把住的问题解决了，招工也就顺利了许多。

　　说法：咏梅中介公司的负责人金永梅说，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成为民工外出务工的最大障碍，为了吸引民工，老板们不得不祭出“包吃住”的“撒手锏”，但同时，由此带来的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又成为企业发展的难题。这场博弈中，市场供求关系使民工兄弟们成了赢家。

　　记者点评：“现在这劳动力成本直往上涨，企业成本增加太快了。”老板们不由怀念起几年前的好时光，那时候，举块牌子劳务市场前一站，呼拉拉围上来一大圈人，哪还有人提什么条件，找到份活就不错了。包吃住？不可能！

　　叫苦归叫苦，吃住还得包，这场生活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博弈，农民工兄弟们可以说是稳操胜券。没办法，现在劳动力紧缺啊，看看杭州外来劳动力市场年后开张第一天的供求，近千家单位提供了1万余个岗位，可人流量还不到1500。尤其是一些餐馆等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行业，没人，就没法正常营业，老板急得是个人都想拉走，这时候，民工们可以“摆点谱”了，供需决定市场，就是这个理。

　　包吃住，不仅是农民工们降低生活成本的要求，很多时候，也是给新来民工们解决了安置难题。倘你头一次卷着铺盖带着脸盆乘火车来杭州，一到站不是两眼一抹黑？旅馆是不能考虑的，住一天得搭两天打工的钱，于是，包吃住成了“及时雨”，所以现在很多民工一下车站，基本上都直奔劳动力市场，既找到了工作，也解决了吃住的难题，一点时间不耽误。

　　其实老板们仔细想想，长远来看，多给民工们增加点收入，提高点福利，对企业也是有好处的。21世纪最缺的是什么，人才，有了人才，没有基层的工人也是白搭。所以古荡科技园的一家大型企业有了企业福利员工和管理人员一视同仁的规定。你把员工队伍稳定了，不正是企业效益的源泉吗？

　　对待劳保想法各异

　　现象：在新的劳动合同法正式开始生效的当下，招工似乎一切都与往年不同了。2月15日，位于杭海路的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市场大厅外，一家企业把招聘单直接贴在了面包车上，“月薪1500，愿意来的现在就可以上车。”应者寥寥。民工们很清楚，1500元是纸上的，“扣了这个金那个金，拿到手上的就没那么多了。”一旁围观的民工们指指点点地说道。“到头来真正拿到的也就800多”。大厅内外，招工单位的摊位前询问的人多，真正应聘的人少。

　　这并不是偶然现象，今年以来，招工企业每年都存在的缺工现象依然严重。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主任向明华说，现在招工单位最紧缺的是餐厅宾馆服务员，另外一线操作工如装配、电子等行业的需求量也很大。“这两天市场提供的工作岗位有18600多个，涉及120个工种，招工单位有869家，可是民工人流量每天却只有1500多人。”

　　说法：浙青职业介绍所的工作人员说，新劳动法实施之后，用人单位除了审查求职者的资格证书之外，还希望对方出示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开具的政审证明，有些老板甚至还会派人到民工以前的单位了解其工作表现。新法实施后，中途辞退工人的话，企业要承担很大一部分损失，所以企业主们就只好在进人时把好关。

　　相比规范的“五金”，更多的民工迫切希望的是加工资，最好是不断地加工资，甚至于期盼把各种保险金折成工资。“做几年有更好的地方的话肯定要换工作的，要是签了合同交了五金就走不了了。”在采访中，几乎所有的民工都有这样的想法。

　　招工单位有着自己的忧虑，一家酒店的人事主管告诉记者，“作为企业，我们一向重视员工的福利待遇。但如果年年都面临人员流失，招不到人，企业都维持不下去，那拿什么来付工资呢？可是现在新法实施之后，除了不断上涨的工资又要多加一笔费用，企业也为难。”

　　记者点评：雇主与雇员的矛盾是永恒的矛盾。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对雇方还是求职方都是新考验。对于流动性很强的民工而言，宁要钱不要“五金”的想法源于“落袋为安”的考虑；而对企业而言，用850元的最低工资作为起薪，然后再把各种补贴、保险等加上去凑成一个相对漂亮的“1500元/月”或许是市场状态下的无奈之举。

　　解决问题肯定非一日之功，当前状态下，民工兄弟或许应该这样想：在劳保、薪资发放等方面，浙江已经算规范的了，到别的地方或许更糟，因此找个好工作，学点技术拓展空间才能多挣钱；而对于浙江众多中小企业而言，可以考虑为民工提供一些其他有吸引力的条件，例如好的劳动环境、实行休假制度、提供夫妻房、建立职业培训制度等，通过这些手段来吸引应聘者。

　　而长远来说，随着劳动保障制度日趋完善，人民币不断升值，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这种种因素的倒逼之下，或许，加快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才能真正脱离“劳动力密集产业”的桎梏，摆脱用工荒。

　　开始追求“发展空间”

　　现象：记者注意到许多民工并不仅仅是只把眼睛盯在待遇、报酬上，能不能扎扎实实地学到一门手艺、将来有没有机会成为一名技术工人，成为很多农民工特别是年轻农民工关心的问题。

　　2月14日，在杭州市人力资源开发中心，来自贵州的田刚和他的另外两名老乡在众多招聘摊位前仔仔细细转了整整一个下午。他们去年来的杭州，已经在余杭一家压力机厂做了一年学徒。但是这个工种技术含量太低，就是用电钻在塑料构件上打孔，不管是谁都能很快学会。田刚和他的两个小老乡一心想找一个车工学徒的工作，“这样的工作技术含量比较高，哪怕当学徒的时候钱少点，但是多学点有用的肯定对将来有好处。”田刚告诉记者，有了技术不仅工资高了很多，老板们也都很重视你，有可能的话自己将来也可以回家办厂当老板。

　　对于农民工们的这种新诉求，在杭州市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做职业中介的林斌也注意到了，“不少农民工找工作除了问工资、问包不包吃住之外，还要问问能不能学到技术，特别是那些刚来杭州没几年的小年轻，他们问得最多。”

　　说法：来自安徽阜阳的许文强已经算是一名技术工人了，他的爱人抱着他们1岁大的孩子一起来招聘现场找工作。“现在还早，有的厂子还没开工，毕竟自己是熟练技术工，应该好找的。”

　　跟别的人比起来，许文强更多了一份气定神闲。他去年在杭州一家机械厂当检验员，工资每个月能拿两千元左右，所以他想让他老婆再多休息一年，不急着工作。“我自己养家应该还能应付得来，当初多亏着跟老乡一起学了技术，要不然现在肯定拿不了这么多。所以找工作不能光看待遇，学到点技术才是要紧的，用文绉绉的话来说就是将来发展空间更大些。”许文强笑着说道。

　　记者点评：现在劳动力市场上80后甚至90后务工人员的出现，给这个群体带来了新的活力。他们从穿衣打扮到思想举止跟他们的父辈有很多的不同。这次的采访中，记者明显感到很多外来务工人员不再是眼睛只盯着工资待遇，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很多年轻的外来务工人员更是把眼光放得长远，他们也在思考着如何能够争取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或许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会像许文强一样讲到“个人发展空间”这样的词汇，但是在他们心里，这的确成为他们考量一个工作好不好、适不适合自己的重要砝码。

　　也许在他们眼中，这不仅仅是一个个能够糊口的饭碗，更是一个个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一座座桥梁。

　　精神生活看得更重了

　　现象：以往提起民工找工作，民工在意的无非是工资多少，能不能按时发放，对情感、对精神层面的诉求不多，但是这次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几乎无一例外的，所采访的民工对工作有了更多的诉求。比如来自安徽的胡德玉，内心充满对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望，渴望着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把养殖技术应用上。比如来自重庆的罗学艺夫妇，更在意的是能否一家团聚，一边在杭打工，一边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还有来自河南的张解放，曾在宁波打工时获得过鄞州区外来打工者模范称号的他，希望找到一个时间不是太长的工作，有时间放松、休闲。对工作环境的追求，对文化生活的向往，对情感需求的渴慕，已经成为如今打工者的普遍诉求。

　　说法：胡德玉说，仅仅为了钱，为了打工而打工是干不长的，只有干自己喜欢、擅长的事，才有真正有满足感，才会干得有滋有味，干得长久。我想，大家都喜欢自己被认同，觉得自己做的是有意义的事。

　　罗学艺说，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开心。以前一个人在杭州打工的时候，老婆在家里，感觉特别孤单，和老婆在一起心理上就感觉充实多了。我想很多到杭州打工的可能都像我们一样，夫妇结伴而来，想要的就是一个家。

　　张解放说，以前在一个地方打工，要干14个小时，除了睡觉就是干活，我特别想要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能够让我有时间看看电影、看看书啥的，另外，也可以有时间看看杭州，杭州是一个美丽漂亮的城市，可是说实话我的很多老乡在杭州打工一年多了居然还没去过西湖呢。

　　记者点评：由物质到精神是一种裂变，这种裂变的背后是外来农民工对自身身份认知的一种迫切。他们不满足于像候鸟一样只为了觅食而迁徙，在这个城市里，他们不仅仅需要一个居所，更需要一个家，一个精神上的家园。而要做到这一切，需要逐步剥离的是他们的“外来”身份，是他们的“农民”标签。当户籍不再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当所在的城市成为第二故乡，在逐步“城市化”的过程中他们将最终找到他们的“精神家园”。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也是面对民工大潮和招工难困境时我们必须要完成的跨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