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6月27日讯 资源匮乏的浙江，何以能率先发展？全国各地纷纷前来探秘，学习“浙江经验”。但不少地方的政府官员随后却发现，看似简单的浙江模式并不容易学习，因为“他们不是浙江人”。

　　是什么样的文化传统，让浙江成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殊土壤？是什么样的文化基因，让浙江人敢于闯荡天下，天生成为整合各种资源要素的能手？记者和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张仁寿教授的对话由此展开。

　　“观念可以改变历史的轨迹”

　　记者：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对浙江经济发展模式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活力很感兴趣。不少学者认为，浙江经济现象和浙江经济活力与浙江特殊的人力资源禀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常常说，不同区域人群的个性是不一样的，如北方人豪爽，南方人细腻。不同区域群体所表现出的独特个性，对于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真有那么重要吗？

　　作为一名关注浙江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您较早地注意到浙江经济发展背后的文化因素，并用“今天的经济是昨天的文化”这样一个新的视角来试图解释浙江所形成的独特发展道路。您认为，浙江的区域文化、浙江人所具有的独特个性与浙江经济发展究竟有着何种影响和联系？

　　张仁寿：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浙江省社科院工作时开始对温州模式进行研究，后来出版了《温州模式研究》一书。在这本书中，我对温州模式的特点和成因进行了分析，开始注意到温州经济发展背后的文化因素，其实也就是这一区域的历史文化传统。此后，我在研究浙江经济现象中也认识到，它在很大程度上与浙江这个区域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以下一个问题:即为什么类似浙江的经济发展现象或民营经济的崛起壮大，没有出现在资源禀赋条件差不多或是更好的其他地区。

　　我们不应该小看区域文化传统对不同地区现实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因为，任何经济活动从根本上说都是人的活动；在决定经济活动方式和经济发展的各种资源、生产要素中，人力资本是最为重要的要素。人力资本由教育程度、医疗保健、劳动技能、流动性与迁移成本、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多种因素构成。尽管浙江其他资源和生产要素禀赋不足，但在人力资本上却具有比较优势，即劳动力综合素质较高。当然，就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的率先发展而言，浙江的人力资本积累并不是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相反，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浙江的人均受教育程度在全国排名靠后)，而主要是由于具有敏锐的发现市场机会的能力，较强的组织社会资源的能力，以及敢于竞争、勇于冒险、善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和能力。

　　人们常常说，浙江人天生就有这种能力。因为这种能力是受区域历史文化传统长期的潜移默化影响而形成的。人人都说文化，但文化其实并没有一个大家都接受的统一的定义。从一般意义上说，文化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产业文化、价值观念等不同层面。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制度文化、产业文化、价值观念对现实的经济发展意义更为重大。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决定经济发展及其效率的根本因素。而人的行为、人的经济活动方式是受不同的价值观念支配的。著名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甚至认为，观念可以改变历史的轨迹。今天在浙江人身上所体现的文化特点，其实与浙江在历史上形成的区域文化传统是密不可分的。

　　“工商皆本，是浙江重要的文化基因”

　　记者：浙江有着灿烂而悠久的历史文化。有人曾经这样总结，在漫长的历史实践过程中，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无论是百年老店胡庆余堂的戒欺、诚信，还是宁波、湖州商人的勤勉、善举；等等，都给浙江精神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历史先贤们除了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浙江创造经济上的奇迹提供了必要的智力和文化支持。他们的著书立说，让我们今天能够清晰地回溯浙江人世世代代以来所形成的文化源流。

　　张仁寿：是的。但就浙江区域文化对经济发展影响而言，其中最为突出的成果可能是颇具影响的“浙东学派”，尤其是宋代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叶适等人否定儒家所谓“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思想，明确提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强调和提倡“功利与仁义并存”、“农商并举”。他们讲究功利、强调务实，提倡发展工商业，把士农工商的分工互利作用看成是社会兴盛、经济繁荣的前提，在浙东地区率先形成了事功务实、重视工商的文化传统，使浙东地区的老百姓比较普遍地具有追求功利、务实进取的商业精神。此后，被称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生活在明末清初的余姚人黄宗羲又响亮地提出了“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想，明确肯定了工商业与农业一样居于本体地位。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重视工商、务实求新的文化传统，并不是文人士大夫所独有的，更不是经文人士大夫创立以后向民间传播和向老百姓灌输的。因为这些士大夫们本身也是浙江人，他们不仅认同了浙江这一区域的民间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社会心理，而且看到了工商业发展所带来的实际福利效果。受浙江区域文化传统的潜移默化影响，唐宋以来的浙江老百姓就比较重视商业、市场和手工业、小工业的作用，人们也把经营工商业看成是天经地义的经济行为。这种主要来自民间并经文人士大夫们概括、提炼和提倡的区域文化传统，不仅构成了浙江这一区域的重要文化基因，也容易被世代传承下来。只要没有制度上的强制束缚，他们就可以随时展示自己天生的经营工商业的特殊才能。所谓“一有雨露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

　　“不同文化传统，影响着不同的产业选择”

　　记者：明代的临海人王士性，在游历山水时就发现自然环境对人的行为有决定性影响，并把浙江按区域分为“泽国之民”、“山谷之民”、“海滨之民”，人们的性情因而也有明显差异。同样在浙江不同区域的不同社会人群，也表现出不同的个性。比如，人们会形容“台州人硬气、温州人灵活”。

　　另一方面，在浙江的不同区域所形成的独特产业文化传统，常常也容易被用来与他们的历史文化传统相联系起来进行观照，构成了历史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比如，温州的商业文化，宁波的码头文化，绍兴的染缸文化，永康的工匠文化等传统，就与改革开放后温州人善于经商，宁波人致力于发展工商实业，绍兴人从事纺织业和永康人喜欢搞五金加工业一脉相承。

　　张仁寿：你说得很对。我们是不难感受到浙江不同区域人们的文化特性的。从浙江各地的文化传统看，就其产业文化特质而言，我认为今天仍然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如以温州(台州)为代表的商业文化，以宁波为代表的工商文化，以衢州(丽水)为代表的农业文化，以杭州为代表的休闲文化，等等。温州人有着对市场机会的敏锐观察力和果断决策力，善于把握商机；而杭州人则热衷于享受休闲文化，创业的冲动和追求金钱的动力稍显不足，但这里的区域文化传统倒是有利于发展休闲旅游产业，也有利于吸引人才，进一步发展主要依靠知识、技术密集型的创意产业等现代服务业。

　　不同区域的产业文化传统，通过能工巧匠和当地老百姓的劳动技能积累，而深刻影响到改革开放以后各地的产业选择及其发展成效。历史上，浙江各地就有一些发达的手工业和小工业基础，能工巧匠众多，这些都为浙江从农业文明更快转向工业文明积累了劳动技能，创造了重要的发展条件。温州人制皮鞋自唐代以来就成传统；东阳的建筑企业闻名全国与东阳木工、泥工、油漆工等传统工艺积累有关；浦江的水晶产业也显然受其书画传统影响；义乌市场的崛起可以追溯到长期的“鸡毛换糖”历史。上个世纪80年代，在交通极其不便的苍南宜山镇形成全国最大的再生腈纶纺织品产销基地，当时许多人对此不解。其实，宜山本来就有纺织业的历史传统，明代中叶这里的手工纺织已十分发达，明清时几乎家家户户置备手摇纺车和老式织布机。曾以山歌、道情、花鼓、渔鼓、鼓词等多种说唱形式在浙南地区广为流传的《高机与吴三春》的传说，描写的就是苍南县织绸高手高机与龙泉刺绣能手吴三春坚贞不渝的爱情故事。

　　浙江区域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还与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浙江人喜欢流动迁移有关。可以说，劳动力的流动性是促使浙江区域文化彰显活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你可以发现，浙江特别是浙东一带百姓喜欢跑码头、闯天下、四海为家，少有安土重迁的观念束缚。浙江人在这种流动中，与其他区域的人们也在进行着十分密切而广泛的交流，并且可以对别人行为进行观察，对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进行反思。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大规模的劳动力输出和频繁流动，就像是一所培养浙江企业家的“综合性社会大学”，对提高浙江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全面而积极的影响。而随着浙江人走遍全国，他们不仅为其它地区带去了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也向其它地区传播了发展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可以说，浙江人的区域文化传统对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