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心鹤。正是他推动了全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诞生

　　温岭牧屿公社牧南工艺美术厂，企业性质为“社员联营集体”

　　时间回到1982年。

　　万寿路65号所在的这栋房子，当时还很新。大门口挂的牌子上书“温岭县社队企业管理局”。靠街的墙面上，也不像现在这样到处是店面和广告。陈心鹤坐在二楼的办公室里。他的头衔是生产科科长，负责审批和管理社队企业。正是在这里，一个红“戳”盖了下去，盖出了全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

　　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台州当地就有“打硬股”的做法：几个人一起合办企业，各自拿出资金，按比例占有股份，最终按这个比例分成。因为是实打实地出钱，由此得名。这和我们现在说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一个意思。但是，在那个时代，“打硬股”无疑会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做法，一直被排除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大门”之外，遭到打压和扼杀。

　　改革放开了政策，民间“打硬股”又逐渐多起来。在刚开始的时候，这些“打硬股”的企业大多还是戴着社办、队办、村办或乡办、镇办等形式的“红帽”。

　　为什么办企业要戴“红帽”？

　　1982年，安徽的分田到户经验，刚刚在全国铺开，但正是争议和阻力大的时候，不用说，社员合股办企业这种长期以来被看作资本主义的东西，肯定不能被工商管理部门认可的。

　　夹缝中谋生存，这是浙江人特别擅长的。以社员合股企业的形式办不了执照，那么就把企业挂靠在集体，以集体企业的形式办，名正言顺。当然，这些企业一般都跟公社、大队等集体有私下协议——以集体名义办，但盈亏自负。

　　26年后，78岁的陈心鹤已经满头华发，他坐在自己担任董事长的台州东亚旅行社里，回忆说，改革开放起始阶段政府还不准私人办企业，后来虽然准许企业登记注册，但个体、私人企业名声不好，享受不到信用社贷款等一些政策优惠，企业经营环境较差，面临的困难很多。而挂上集体企业的招牌，事情就好办多了。

　　专门负责审批社队企业的陈心鹤依稀记得，从1966年到改革开放，这种戴“红帽”的企业数量在900家左右，“其实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大家都不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