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湖林埭镇新居民事务所。像这样的事务所如今几乎遍布嘉兴。

　　1963年，公安部依据是否吃国家计划供应的商品粮，将户口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随后几年，国家又相继出台规定，严格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即控制“农转非”。中国城乡之间的户口之间，开始立起了一道潘篱。即使是城镇间相互流动，也被归入了管制范围。作为这种控制之下的产物，二十多年前，“暂住证”制度应运而生。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福生在老乡的带领下来到浙江“淘金”。1998年春节还没过完，他就挤上东行的火车，从贵州老家一路颠簸到了杭州。当时，只想着去沿海“淘金”的他，并没有“暂住证”的概念。

　　多年以来，当地人都会把类似刘福生这样的人称为“打工仔”或者“外来工”，在二十来岁最年轻的时候，他们从中、西部省份来到沿海打工，干着辛苦的工作，拿着不高的工资，甚至连上厕所都要请假……

　　如今在杭州开着出租车，已经将一家人接过来的刘福生，对在浙江的第一个晚上依然记忆深刻。

　　“咚，咚，咚！”刚在老乡的出租房里躺下没多久，刘福生就被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惊醒。“查暂住证的，你们赶紧出去躲一躲。”在老乡惊慌失措地推搡中，刘福生从后窗爬了出去，躲在了杂草丛生的墙角。

　　大冬天接近零度的温度下，刘福生在外一直哆嗦到凌晨两点多才敢回去。等他刚返回出租房躺下，联防队又杀了个回马枪，老刘被逮了个正着。第二天，刘福生的老乡东挪西凑交100元罚款，才把老刘“保”了出来。

　　“那时，没办暂住证会被像贼一样抓起来。”后来刘福生才知道，在这里，三更半夜查暂住证是常有的事。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流动人口的管理对象是所有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到其他市区、乡镇暂时居住的人员，而其中绝大多数是像刘福生这样从家乡出来到浙江打工的外来人员——在暂住地拟居住3天以上的人员，应当在到达暂住地3天内申报暂住登记；在暂住地拟居住30天以、年潢16周岁的人员，应当在到达暂住地10天内申领《暂住证》。

　　暂住证就像个标签，“贴”在了外来人口的身上。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没去揽上这个标签，于是就有了“三无人员”这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