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杭州王星记扇厂曾面临一场奖金风波。按照承包合同，副厂长俞剑明可得3000多元，全厂职工每人平均可得200多元。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当时到了连杭州市委、市政府也解决不了的地步。最后通过新华社内参，由中央领导批示，才得以解决。

　　生活当中总是有一些有形或无形的条条框框，让我们动弹不得。即使当外部条件变化以后，我们仍会保留过去的记忆，还是不免缩手缩脚，这就是所谓的思维定势。我们所里的小李告诉我，改革开放初期他遇到过一位慈溪老板，企业办得相当不错，但一直只有七个工人，说是怕被扣上剥削的帽子。

　　浙江制造业结构三十年如一日，其中也有思维定势在作怪。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以及上海、江苏和浙江的制造业结构，均为纺织业打头。然而到了2010年，全国、上海和江苏的制造业均为电子行业打头，纺织业在制造业里的位次均已掉到爪哇国里去了。唯有浙江，2010年纺织行业比重仍高达10.8%，高居全国首位。2004年至今，浙江工业增长速度持续居于全国较低位次，应该与此有关。

　　浙江制造业结构层次长期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浙江人太能干了。当全国人民在纺织业这口井里渐渐较难挖出水的时候，浙江人却依然能挖出好多甘甜的水，于是浙江人在纺织业这口井里越挖越深、越挖越深……

　　在经济学里，这种情形被称之为路径依赖，即习惯于沿着原有选择发展；在哲学里，这种情形则被称为思维定势，即习惯于按既定的思路去认识新的客观情况。这两者应该没有太大区别。

　　人世间多年后被认为是错误的一些选择，起先其实并不一定错。浙江以纺织业为快速工业化的入口处，完全是正确的。浙江当年的草根创业者们，口袋里没有资金，脑袋里缺乏知识，唯一的财富是他们的创业勇气，那些资金和技术要求都不高的传统产业，当然是最佳的创业选择。

　　然而，人们却忘了“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浙江产业结构的问题就出在没有及时转型上。十年前在一个纺织大县产业升级座谈会上，我引用日本一些纺织大企业实施多元化经营、纺织比重已明显较低的案例，指出这个县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没想到县领导当场插话，说是意大利经济也很好啊，纺织业大有可为。

　　这话或许并没什么错，问题在于如果浙江所有的纺织大县都这么认为，那么浙江产业结构就真的没治了。在纺织业的路径依赖中，总得有一些区域率先从纺织业走出来，这样才能在整体上加快浙江产业升级。如果大家都把过去的经验作为今后发展的依据，就等于在整体上给自己设定了原地踏步的怪圈。

　　后发经济的最大优势在于可以学习先进经验，但却存在着一个向谁学习的问题。十多年前，浙江相当一些地方都把意大利产业结构当作楷模，藉以表明以传统产业为主体的经济是多么的美妙。实际上，意大利经济在G8(八国集团)当中是比较糟糕的。2007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意大利人均国民收入只有美国的65.8%，日本的86.9%。当年我曾就这个话题与浙大一位年轻教授争论，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浙江人要学就学世界最好的，干嘛非得学意大利，真让人想不通。

　　思维定势是自我认知障碍的一种表现形式。主体长期执着地坚守某种固化的认识，试图以一条路走到底的方式，来应对这个多变的、快速前进着的世界。能够改变这种状况的，一是客观约束和激励因素的变化，这时不变也得变；二是主体的自我觉醒，充分认识到选择多样性是活力之源，浙江的一些地区、一些企业已经或开始在这方面迈开步子。然而在这世界上，能够主动变革的案例并不多，毕竟改变既有的思想认识或发展路径，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可见我们一定得时时提醒自己，千万别躺在过去经验上难以自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