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大名县委书记王晓桦自2009年春节前上任后，连续出台10份文件变更干部任用制度，甚至专门出台《大名县委书记用人行为规范》，规定县委书记“不临时提出调整干部动议”。这些举措直接限制了王晓桦本人的权力，是典型的“自我限权”。(7月7日《中国青年报》)

　　王晓桦拿自己享有的用人权开刀，创设一套新制度来规范、限制自己的用人权，说明他对自己中的权力怀有深深的警惕。这种警惕意识，是权力自省的起点。

　　从百姓的角度看，加强对官员权力的限制和监督，就是要使官员运用权力做事———无论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比以往更加困难。为了达到“官员运用权力做坏事更加困难”的目的，百姓宁可“承受官员运用权力做好事也更加困难”的代价，像王晓桦那样对权力怀有警惕的官员，也宁可面临“运用权力做好事更加困难”的无奈。

　　然而，恰恰是在这个逻辑环节上，县委书记王晓桦的自我限权，陷入了一个深刻的悖论。一方面，他通过大刀阔斧改革，限制自己身为县委书记的权力。另一方面，报道中说，“他又不得不运用县委书记的身份，强硬地推广这一制度”。如果说王晓桦已经实现了自我限权，那么，他“强硬地推广这一制度”的权力又从何而来？既然他能“强硬”地推广某项制度，就说明他手中仍然拥有巨大的权力，如果他愿意，他完全可以“强硬”地取消某项制度，那么，他的自我限权又有多大的可靠性呢？

　　官员自我限权虽然体现了权力自省的美德，却好比“坐在椅子上把自己举起来”，其内在的逻辑悖论是永远无法克服的。真正有效的限制官员权力之道，只能是在自我限权之外，以权力者所处的外部环境入手，从党内监督、人大的政治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检察院法院的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角度，有效限制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