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协作”是解决浙江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抓手。浙西南山区等为主的欠发达地区获得项目、资金和平台,实现了加快发展;沿海发达地区获得了要素、资源和空间,加快了转型升级。
↑2018年4月24日,俯瞰丽水市松阳县新兴镇大木山骑行茶园,这里将自行车骑行运动与茶园观光休闲融合,实现了种植效益和景观效益的叠加,成为农旅融合发展的示范。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打开浙江地图,山海共生,绿蓝泼墨,山与海、城与乡绘就了一幅多彩多姿的自然图景。然而,地理位置不同,造就了自然、人文、资源等要素的差异,区域发展也因此渐次形成落差,协调发展之艰,在这块10.18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较早凸显。
十五年来,浙江以“八八战略”为总纲,秉持“优势论”指导发展实际,区域携手、城乡协同,在探索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之路上,打造出了一条协调发展的省域范本。今天,这个经济总量在全国各省区市中排名第四的省份,其发展的最大特点已不再是总量,而是协调和均衡。
区域协调的“省域中试”
东海之滨的杭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举办地,国内第10个万亿级GDP城市,国内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弄潮儿;浙西山区的衢州,被视作浙西生态屏障,地处浙、赣、皖交界之地,曾是浙江省内“后发地区”代表之一。
一场“山呼海应”的协作对话,让这两座经济规模相差9倍的城市,展开了跨地域的协调发展实践。
孵化在杭州,产业在衢州。目前,衢州正与杭州滨江区、江干区对接,合作在衢设立创新成果转化基地。衢州还与杭州未来科技城深度合作,建立跨行政区建设的创新“飞地”园区——企业科研人员在杭办公,生产组装在衢州。
运营园区的银江孵化器海创园经理邱珺琪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杭州具有人才集聚优势,衢州土地空间大,“山海协作”让两座城市优势互补,一批新兴产业在“山”与“海”的深度融合中落地、发展。
“山海协作”工程,是浙江省通过政府鼓励、引导和推动,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开展优势互补的协作,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山”主要指以浙西南山区等为主的欠发达地区,“海”主要指沿海发达地区和经济发达的县(市区)。
2003年,浙江省委提出“八八战略”,要求进一步发挥山海资源优势,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
据统计,“山海协作”实施以来,到2018年一季度,浙江累计实施特色产业合作项目3601个,到位资金2664亿元。多种迹象表明,近些年浙江山区内生发展动力不断增强,沿海地区发展空间也不断拓展,呈现出“山”与“海”互促共进的良好局面。
东部发展较快的平湖市,与相对发展落后的青田县从2002年就已开始以资金援助的方式进行强村帮扶,但基本以输血型为主。去年两地首创跨地市“飞地抱团”精准消薄新模式,合作共建“飞地”产业园,由青田县提供土地指标、提供资金投入、提供建设管理,平湖市保障落地、保障招商、保障收益。
“一方面,平湖方发展可预期,有助于缓解发展需求旺盛但用地空间受限的矛盾;另一方面,青田方收益有保障。”平湖市委书记祁海龙说,“从援助到互助,我们实现了山海协作新突破。只有山海互利,才有双向效应。”
今年5月召开的浙江省山海协作工程推进会议提出,将聚力打造“山海协作”工程升级版,实现更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按照浙江省部署,“山海协作”升级版将在基础设施、产业与人才合作、平台建设、精准帮扶、体制机制等方面加大力度。“实践证明,‘山海协作’是解决浙江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抓手。浙西南地区获得项目、资金和平台,实现了加快发展;沿海地区获得了要素、资源和空间,加快了转型升级。”浙江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
目前,浙江的“山海协作”已不再是简单的输出劳动力、产业转移和扶贫帮困,抑或做加减法的零和博弈,而是优势互补,“山”这方以绿色发展为本,主动奔向“海”的怀抱,寻智、寻产业、寻人才,山海协作提档升级,共同携手抢抓新一轮发展机遇,激发互利共赢的乘数效应。
让“短板”成为新增长点
东海之滨的三门县海润街道涛头村,靠着发展海水养殖实现富民。从曾经遭受台风灾害而一无所有,到2017年成为村年产值8000万元、集体收入1000万元、村民年人均收入3万多元的示范村,还利用“一带一路”的商机,把水产养殖发展到了泰国。
“‘八八战略’提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浙江省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借助海洋经济打翻身仗的涛头村身上,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三门县委书记杨胜杰说。
“海洋是浙江发展优势和潜力所在,过去浙江靠民营经济、加工业,而新的增长点在海洋。”浙江省咨询委副主任夏阿国说。十五年间,浙江省海洋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浙江省海经办提供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省海洋经济总量7500亿元,年均增速高于GDP增速,占GDP比重接近15%,远超全国比重。
↑2018年6月13日,在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工人使用桥吊为货轮装卸集装箱。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除了陆海协调,在城乡协调方面,浙江2004年率先制定《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十多年来,把城乡协调发展作为有机整体统一筹划,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2017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收窄至2.05:1,为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省。
在湖州市德清县,一场打破城乡壁垒、结束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在这里全面打响。六年前,德清县经省政府批复同意,先行开展户籍制度改革;两年前,湖州市启用新户籍制度公共配套政策,263万市民迈入城乡户口一元制时代。由于城乡政策差别被抹平,德清县户改以来,此前相关部门担心的农民迁移户口进城增多的情况并没有出现。
浙江省统计局数据显示,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33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增幅连续5年高于城镇居民。城镇、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2002年的37.9%、40.8%降至27.9%和31.0%。同时,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明显成效,2017年全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度为91.6%。
通过十五年间的“山海协作”,浙江不断创新精准扶贫方式,持续实施“低收入农户奔小康”“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行动”等举措,有力地促进了低收入群体的增收致富。2015年,淳安等26个原欠发达县实现集体“摘帽”,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较高水平完成脱贫攻坚战。人均GDP从2002年的8012元增至2017年的53492元,相当于全省人均GDP的比例从2002年的47.6%提高到2017年的58.1%。
在一度发展滞后的浙江西部衢州、丽水等地,一批新兴产业也正在推动这些地区站上发展新风口。衢州市初步形成了高档特种纸、氟硅、食品饮料、装备制造、消防器材、电子信息等特色产业;丽水市初步形成了精工机械、金属制品、装备制造、生物制药、生态农产品深加工等特色产业。发展的协同性与整体性,正在这里悄然实现。
“一体化”锚定高质量
长三角一体化,是浙江省省际间协调发展所必须面对的一道课题。而这个课题的开题,从“八八战略”中不难找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交流与合作,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
浙江省咨询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省发改委原副主任黄勇说,十五年间,浙江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三角地区交流与合作,在实践中推动了相关机制不断深化、完善。
进入新时代,浙江省委明确提出,接轨上海,就是接轨机遇,就是接轨高质量发展,就是接轨国际化和现代化。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是全省域、全方位、深层次的一体化,是区域合作与发展向更深层次推进的高级形态,是新时代浙江面临的新要求新机遇。
6月下旬,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推介大会暨2018上海·嘉兴周开幕式在上海举行,大会以“建设示范区 融入大上海 共促一体化”为主题,力争到2020年使嘉兴成为浙沪一体化交通体系枢纽地、上海创新政策率先接轨地、浙沪公共服务融合共享地、上海高端产业协同发展地、上海科创资源重点辐射地,为浙江新一轮发展增长、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作出创新实践。
嘉兴与上海的平台合作进一步深化,产业层次也不断优化。2017年,嘉兴面向上海引进亿元以上内资项目52项,实到内资80.98亿元。通过上海引进外资项目134个,实到金额超过11亿美元,引进上海金融资本166.5亿元。2016年,国内首个地跨两省市的合作园区张江长三角科技城成立。一半在嘉兴平湖,一半在上海金山,两地高端科技企业聚力抱团,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动能。
对接上海,嘉兴是样本,亦是缩影。
已编制完成的《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为长三角城市绘就了发展蓝图:到2020年,长三角地区要基本形成世界级城市群框架,建成枢纽型、功能性、网络化的基础设施体系,基本形成创新引领的区域产业体系和协同创新体系,绿色美丽长三角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区域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程度明显提升。
为构筑更高质量、更加协调的发展高地,浙江正放眼长三角,在区域大格局中调整自身定位。依托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国家技术转移苏南中心、浙江科技大市场、安徽对外科技交流中心等平台,长三角区域内技术供需资源共享正不断加强。
浙苏两省位居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南北两翼,地相依、水相连、人相亲,产业发展、资源要素、区域功能等方面各具特色,曾在我国改革开放史上各自创造了闻名全国的“苏南模式”“温台模式”。《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了解到,在新起点上谋求江浙合作,浙江省提出共同谋划建设“一圈两带一廊”,即谋划打造环太湖生态文化旅游圈,合力推进宁杭生态经济带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共同建好G60科创走廊。
浙皖合作也迎来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浙江省提出,浙皖在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上深化合作,共同构筑起跨省界的绿色生态屏障和绿色发展廊道;在创新驱动、高科技产业发展上拓展合作空间,更好服务两地产业转型升级。
无论是主动融入长三角,还是参与中西部对口帮扶工作、走出国门,“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作为浙江发展的必然要求,已成为浙江人的共识,而一个经济强省的更大竞争力,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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