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湖跑马拉松(浙江省体育局提供)

全民体育，不分老幼(浙江省体育局提供)　　 　　

　　全民体育，城市农村各有精彩

　　改革开放至今，重竞技、轻群体的局面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在浙江这个东南省份逐步改变。

　　如今的吴小璇，和丈夫也常常谈射击。他们家的地下车库里，放着一台乒乓球桌，每周打一场比赛成为了“家规”。离家步行10分钟的公园里有个半场地的篮球运动场上，他们也会陪着在学校当篮球队长、最喜欢科比的儿子打上一场家庭篮球赛。虽然每次儿子都嘲笑父母打法太“土”，但他们从运动中寻找到了快乐。

　　射击代表着这个家庭的历史，乒乓代表着这个家庭的中国情结，而篮球，是他们的生活。

　　与纽约相隔半球的杭州，同为奥运冠军的吕林依然坚持在体育一线。1979年，吕林才10岁，他做出了一生的选择，当职业运动员。当年的选择，这位“乒乓球苗子”有很大原因是出自从此可以有城市户口。而如今他的儿子吕翔选择了乒乓球，除了喜欢没有任何原因。

　　许多的吕翔们因为“喜欢”而运动。

　　而放在改革开放初期，劳动代替体育，家务代替体育的观念还甚嚣尘上。“原来吃不饱，哪里还想着锻炼。”这句话，反复被林玉英和赵荣福谈及。

　　林玉英记得，自50年代第一届省职工运动会后，到了1987年，浙江才举办第二届职工运动会。“那时候热情高涨啊，许多职工都是自己准备运动服装，刚放下手上的机器活，跑出车间就来参加运动会了。”而之前，工厂里唯一的运动就是每天上午的“工间操”。

　　当年的杭州体育馆，巴掌大的地方，工人们从这里寻找到了体育带来的久违的快乐。

　　而在农村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民间体育也开始生机蓬勃。“很长时间来，劳动代替体育的观念一直在农村根深蒂固。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人们的观念也逐步在改变。”

　　当时，许多地方行政一把手不重视群众体育，林玉英想了个办法，在各地县、市长来杭参加党校培训时，带着一箩筐篮球跑到学校篮球场，召集这些“父母官”们投篮比赛，借机宣传群体工作，同时下了“争创体育强县、强镇”的文件。

　　至今让林玉英引以为豪的数字是，从1985年到1998年，我省有27个县(市、区)先后分6批被命名为“全国体育先进县”，占所参加评选县(市、区)总数的38%，超过全国平均数11.6个百分点。

　　林玉英下去调研，起初发现放映场前摆一张乒乓球台、全村唯一的电视机下摆一张棋桌，就是运动。但是现在，几乎每个村都有篮球场，都有健身器材。

　　真正令老群体处长兴奋的是在定海某乡的发现。80年代末期，当地在年轻团书记的带领下，流行起了玩“康乐球”、“下象棋”。一到夜晚，收工的农民就自发地跑到街上，一排球桌摆出来，打球、下棋，好不热闹。

　　“集体活动好搞，一吹哨子大家都一窝蜂跑出来了，后来不用吹哨子，农民们都爱上了这些体育项目，赌博的也少了。”林玉英连忙召集各地市主管群体工作的负责人到定海开现场会，农村的群众体育生活自此铺开。

　　进入新的世纪，职工、农民、学校、部队、社区、老年、妇女、民间、民族、残疾人体育活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

　　现在，走进浙江每一个乡镇行政村，都能看到一片立有健身器材的运动场所，一到农闲，农民们都会聚在这里享受运动带来的愉悦。

　　改革开放前，浙江体育人口不及10%，80年代初，浙江体育人口20%，到90年代，超过了30%。

　　“体育人口就是指一周至少运动三次，一次运动至少半小时以上的人。”以这个量来推算，杭州体育局长赵荣福高兴地告诉浙江在线记者，杭州已经达到了50%，比30年前增长了4倍，对科学运动的认知度也达到了95%以上，他接下来的目标是，在5年内达到60%。

　　而全民体育项目，也从30年前的篮球、乒乓球等传统项目，演绎地更加丰富多彩，在浙江，在杭州，我们不仅见到了电子竞技、还有汽车飘移，不仅见到太极，还有老年健身球、柔力球，越来越多的体育项目进入了民众视野并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