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对于中国体育界而言，去年的冬天格外寒冷，新中国60年体育史上最严重的腐败窝案猝然爆发，中国足球圈发生剧烈震荡，最高级别的官员落马、最令人咋舌的涉案金额和最复杂离奇的一系列案情被曝光，由此中国足坛掀起了一阵轰轰烈烈的“打黑反赌”风暴。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这个情况，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原浙江省体育局局长，被球迷称为“中国足球打黑第一人”陈培德先生，以及《今日早报》的记者吴杨和网友代表，今天我们一起讨论一下这个事件。

　　老局长，你对于这次打黑行动你是怎样评价的？

　　陈培德：这次的打黑行动力度是空前的。和上一次比较，这一次最关键的是中央下了大的决心，要一查到底，二是一开始，就由公安机关直接强力介入。所以，可以说形势是所向披靡、势不可当。打击力度之大，收获成果之多，震慑力之强，给国人鼓舞之际，堪称历史之最。所以大家的心情都是觉得大快人心。

　　主持人：熟悉足球的网友们都知道，早在2001年的时候中国足坛就有过一次打黑风暴，吴杨当时采访过陈局长，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吴杨：我当时跟陈培德局长聊过这件事情，从目前来看，这次的扫黑会有比较好的结果。

　　陈培德：有一个好的结果是不容置疑的，在现在已经可以说是成果巨大。还记得吧，八年前我和司法界，广大的球迷朋友，都在苦苦的哭喊必须介入足球，但是当时这是一个很难跨过去的门槛。当时叫做，从法理上说司法难以解释，因为法律上没有根据。所以，形成了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们的法律法规，受到了足球行规的制约。所以，一切权力归足协，足协是权力至高无上的。所以看了这么多严重犯罪的裁判也好，俱乐部也好，要打假扫黑反贪三项任务一起做，实际上最终的矛盾是足球判官，但是这个事情司法没有办法解释，所以，只能够在他面前无所作为。

　　一直到全国开人代会，浙江代表团首先发起意见建议，政协搞提案，还有浙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都带头写意见，当时大概有20几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联名上诉，在这样的强力呼吁之下，最高检察院，到浙江代表团来答复，说司法可以介入，这个步子迈得非常艰难。但是现在一点问题也没有。中国的法律八年前和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做更多的修改，可是当时不能介入，现在可以介入。所以这个事情，无疑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是我也为此感到非常感慨。感慨什么，我们现在毕竟还是一个人治的社会，决策者说行就行，说不行就不行，所以现在可以了。

　　为什么上次会被“人工流产”最后“无疾而终”，现在司法强力介入，形势这么好，所以我就想起了古话，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吴杨：您作为“中国足球打黑第一人”，有没有想过放弃？

　　陈培德：这八年是这样的，当年那么好的形势，我们却到此为止，没有再审查下去，我当时很不理解。在后来看到在2003年以后，足坛的现象没有得到收敛，而且愈演愈烈，这次看来这么多严重的、涉及面这么广的腐败现象，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无政府的现象。引证了列宁的“无政府主义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这句话。所以我当时感到非常郁闷，但是我始终没有放弃。我一直在等待，我一直没有消沉，因为我相信，我们毕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不可能办不到，因为明摆着的腐败为什么可以成为反腐败的特区。

　　主持人：在去年到今年打黑风暴之前，您眼中的中国足坛呈现了什么样的现状？

　　陈培德：我打这么个比方，他是个病人，已经病入膏肓了，已经烂到了根，从俱乐部受贿，裁判受贿，一直到地方的官员，以至于中国足协的最高领导人巨贪，足球已经发展到了无处不黑的一个成果。所以，如果说在这之前中国足球处在一个什么状况，我认为那就是中国足球是“收入最高、水平最低、问题最多”的一个体育项目。

　　主持人：今天我们浙江在线的网友代表也来到了直播室，您有什么问题跟陈局谈一下？

　　网友代表：我刚才听了陈局的讲话，现在已经涉及中国足球的最高领导人和球员、俱乐部，广东、成都也被取掉资格，我们网友认为绿城今年会很有看头。今天新闻说金哨陆俊被正式逮捕，已经证实了这个事实。

　　陈培德：什么是“金哨”，“金哨”就是镀了金的黑哨！

　　网友代表：收黑钱要分给助理裁判，还要分给裁判委员会，应该说反赌打黑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是什么原因可以取得今天的成绩？

　　陈培德：党中央下的决心，而且是中央的最高层下的决心，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实际上一开始大家看到，已经把足协，甚至体育总局部门，他们的角色最多是配角，主角还是公安机关。有公安机关的强势介入，没有查不出来的问题，因为公安、司法有他们的特殊手段。

　　主持人：好多网友都给我们留言，我们下面挑了一些网友的问题来看一下。网友“足球小将”有一个问题，2001年的反黑风暴无疾而终，您觉得这次足坛风暴是以什么形势收尾？

　　陈培德：我前面说过这次的决心很大，应该是今非昔比。但是毕竟我要考虑到，足坛腐败，这潭水很深，要把所有问题在短时间内查清楚，是很难的，彻底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实际的结果恐怕不可能完全能够做到。就像中央这么多年，各个领域都开展反腐败斗争，你说能够彻底吗？就是旧的查出来了，新的还会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次首先是能取得最大限度的阶段性的胜利，应该说都是一种理想的结果。

　　另一方面的成果都要看什么？现在已经出现“边破边立”了，旧的规矩不行，新的体制要建立。所以应该会在这次反复风暴过程当中，逐步逐步把新的体制建立起来，这应该是一个相当大的成果。

　　主持人：我今天看到您也带来了您的书，还有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他也出了一本书，但是在他这本书里，没有提到当年的足坛打黑，怎么看待这个事件。

　　陈培德：他到现在还是足协主席。2006年的6月份，在同一家出版社“新华出版社”，在6月6号出了两本关于足球的书，一本是刚退位的当年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主任，中国足球协会专职副主席阎世铎，出了一本管理足球的书《忠诚无悔》，与此同时我也出了这本《该我说了谁搞乱了中国足球》这么两本书。到了去年全运会召开前夕，又出了袁伟民《体坛风云》，这三本书都引起了社会上强烈的反响。这三本书都谈到了体育，也都涉及到了足球，但是袁伟民的这本书对中国体育史上最大的体坛风云，2001—2002年的那一场足球打假反黑风暴确实涉及到的东西不深。所以我发出质疑，阎世铎的那本书也一样，几乎只字未提，就提了龚建平，有一次他到我们办公室里面，他承认他收了钱，就到此为止，其他的都没有涉及。

　　他们为什么闭口不谈这个事情，我应该说最了解他们的苦衷。他们不能说，他们不便说，我只能说到这里。

　　主持人：出书这件事，听说好像您有一本书没有出出来。

　　陈培德：当时是给我们分管体育的副省长多次指示我，要把浙江这一段足球打假扫黑写成书，要对社会有一个交代，向社会公布。我们体育局党组根据指示，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大面积的进行了采访，最后形成了36万字的一个报告。当时党组讨论，以什么题材出现比较好，后来大家感觉到了，要出书，既要真实，同时又要有可读性，采取纪实文学的题材更好，所以形成了36万字《变形的足球》。当时好了以后，我们曾经找过几家出版社，首先从浙江找起，都觉得是好书，但是都怕担责任，因为几个当事人还在台上，他们怕给自己找麻烦。所以到了后来，2003年初的时候，有一家出版社肯出了，但是社长也跟我们提出来，“你们切实要考虑，书出来以后，会不会引起法律纠纷，当时我已经到了人大，新的班子有新的想法，这个可以理解，在我在的时候，党组是决定要出这书的，后来新的党组也做出了另外的决定。考虑到当时的全运会、奥运会，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法律纠纷所以暂时不出。这一暂时就是好八年，那期间我也在考虑，最后在一些朋友、热心球迷的鼓动之下，那么就是单位不出，我个人出，所以我个人就写了《该我说了》这本书，2006年出版的。当时我出这本书，不但不怕人家来跟我打官司，我还非常希望能够和某些当事人对簿公堂，我希望有官司，为什么？因为我相信我肯定是胜诉的一方，结果这本书出来以后没有哪一个人提出说要跟我打官司。所以这种顾虑我认为可以消除。

　　因此也在上个星期，我给现在的体育局的党组写了一封信，就是希望《变形的足球》是到了出书的时候了。现在的足球反赌扫黑的形势这么好，更印证了当时的想法是正确的，现在出这本书能够让读者把现在的“斗争”跟八年前的“斗争”联系起来，更有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