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管理的过度行政化，是科学家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人民日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四位曾经或正担任行政职务的科学家，请他们现身说法。他们反映，不少科技工作者不再专注于科学研究，取而代之的是“研而优则仕”，不少科学家都渴望当官。

　　当官，竟成了很多人搞科研的“动力”。行政化的项目申报等管理模式，扼杀了科研工作者大量的时间、精力。最终的学术评价也被行政权力绑架。从动机、过程、结果三方面来看，行政化就像给科技工作套上了一件紧身衣，动则掣肘，行则碍步，怎么可能出得了大师？

　　最让国人汗颜的就是，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虽已达51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但像“三钱”这样的大师却寥若晨星。钱学森、钱伟长辞世，都给我们带来“大师一去不复返”的无限怅惘与深深忧虑。我国发表的论文总数打入世界前三，但原创性的重大科技成果却屈指可数，很多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技术对外依存度超过60%。那么，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写出那么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论文，原因何在？

　　一旦“当官”成了科技工作者的奋斗目标，论文成了考核的指标，可想而知，他们的很多“创新”能力都用在发表论文上了，乃至于或抄或偷或“署名”。当论文沦为工具，为发表而发表也就成了当然的动机，与科举时代的八股文一样，不过是当官的敲门砖罢了。这样的论文，又能期望它有多少含金量？

　　中国人从来不缺“聪明”，可是“聪明”用错了地方，纯粹变成了对功名利禄的“计算”，那就会离发明创造的“智慧”越来越远。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科技工作者也有追求自己物质生活幸福的权利，适当的利益计算也是人之常情。那么，只能说使他们“本需静心，却难静心”的环境诱因是罪魁祸首了。

　　权力的魅惑力之大不用多说，当上了官，面子、级别、人情全有了。钱钟书先生说“假如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形成了鞋子”，当行政权力闯进学术领域并坐头把交椅，学术只能对之迎合趋附，科技与行政体用合一，两者交换、交融是必然的了。“研而优则仕”，“仕而优则研”，有了权，也就很容易取得科研“成果”，也能获取让人艳羡的种种社会资源。

　　要搞活科研，前提是先把科技人员想当官的“外心”驱赶出去。而要改变动机，得先解放被行政权力绑架的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先去行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