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小时候，爸爸年富力强，每日白天和晚上都要上课、开会、学习，往往是我们都睡了，他还没有回来。很晚他回到家里，吃过晚饭又埋头去看书、写文章。当时住的是平房，冬天各家都靠小煤炉取暖，一开门，那一点点热气就跑光了，深夜里更是寒气逼人。为了能熬夜工作，他设计了一张小炕桌。这张小桌至今保留着。他坐在床上，盖上被子，腿伸到小桌子下边，头顶上方再拉过来一个灯泡，看书写字就不冷了。他早期的很多文章和讲义都是这样抓时间写出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河南干校，一个大屋子床挨着床，几盏昏黄的灯泡发出暗淡的光。就这样，只要有空，他还是抓紧时间看当时可以看到的书。这种锲而不舍、见缝插针的学习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文化大革命”以后，有了能看书学习的条件，他要看的书更多了，书架、书桌、地上堆的都是书，连窄小的单人床上有一半都堆着书，睡觉时要把书搬开才能躺下。他只要在家，除去吃饭、睡觉，一定是坐在桌子前拿着放大镜看着什么或写着什么。他看书很有选择性，书看得很快、很细。书在他心里地位很高，不允许出现纰漏。翻开他看过的书，经常能看到他随手用铅笔或钢笔改过的错。

　　他的学习概念，是指广义上的学习，包括课堂里正规的授课听课，却绝不限于这一种方式。看书、看报、读杂志、读网上评论、和不同领域的人交流、参加实际工作等等，都是“学习”。他“学习”的领域很宽。除了文、史、哲这些传统的他熟悉的领域，他也非常关心国际关系、经济建设、教育、科技、环保、军事等。最后一次住院的当天，像往常一样，他自己用红铅笔标出要读的文章，最后一篇是关于轻型锂电池应用的。

　　上世纪60年代，教育部委托他主编《中国哲学史》，作为高校哲学专业的基础课教材。这套四卷本的教材一版再版，是那时哲学专业和哲学爱好者的必读书。由于这部书是教材，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研究结果撰写。“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他就组织班子，撰写作为“一家之言”的、准备写成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由于种种原因，这本书没有写完。这些年来，他一直在收集着材料，为重写《中国哲学史》做准备。他期望着，等把《中华大典》和《中华大藏经》两个国家大项目都安排好，就可以开始着手写他的哲学史了。但这一切来得太迟了，成了无法挽回的永久遗憾。

　　同样的学习态度，也反映在他对《老子》研究的不断深入上。从1956年他出版《老子今译》，经过《老子新译》和《老子全译》，再到2006年他90岁高龄再译的《老子绎读》，中间经过了整整半个世纪，译了四次。这四次翻译，就是他不断地钻研、学习，对老子的哲学思想不断深入理解的过程。如他自己在《老子绎读》前言中说的：“这几十年间，我自己仍然不断修改研究，现在这个译本是我九十岁时的修订本，如果再过几年学有长进，也许还要再行修订。”“生也有涯，学无止境，这是我的座右铭。《老子》译文不断修改，是我对待生活的态度。学无止境，永远不知足。”

　　(作者分别为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