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切实改进机关工作作风，创新农村工作机制，浙江省委省政府自2004年始建立农村工作指导员制度，8年累计从省市县乡镇机关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选派20多万人到农村，指导、帮助、配合农村基层组织开展工作和农民发展生产。

　　记者在台州走访了三位农村指导员，倾听了他们从距离上“走近”群众，到心理上“走进”群众的故事，他们的“群众工作观”在党的十八大提出“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的今天发人深思。下面是他们的自述。

　　故事被农民编成快板的王荣千：任何党员干部都要敢于把自己交给群众

　　王荣千(42岁，下村前在台州市审计局工作，现任浙江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下乡之前，我一直在机关工作，现在又回到了机关。可这段基层的经历，却是我人生中最受用的一堂课，也是我作为一名党员一生用之不竭的财富。

　　我是2004年省里推行农村指导员制度后第一批下村的。我到的仙居县三溪村是一个人均收入不足1400元的移民村，村两委各唱各的调，坐不到一起，17名党员平均年龄63岁，三分之一的党员不识字，被镇上列为2004年后进待转化支部。最让我头疼的是，我到村里后，群众对我没有抱多大好感，有观望的，有怀疑的，有说风凉话的，还有等着看笑话的。

　　按照指导员的工作职责，我多方筹资，从解决村民农田灌溉得不到保证的最现实生产困难入手，启动建设电灌溉站。当看到电灌站建造中个别村干部责任心不强、自由散漫，决定先开展凝聚村两委班子战斗力工作。我向村党支部书记提议，把党员干部的组织生活会开到田间地头，帮助大伙提高思想认识、分析存在的问题，最后负责管理的村干部表态，如果电灌站不按时保质完成，不拿今年的误工补贴。电灌站很快建成，原先荒芜的田头全插上了绿油油的秧苗。我因势利导，把误工补贴与工作实绩挂钩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

　　建立“带不走的指导员”制度是组织一再叮咛的工作。为此，我帮助起草出台了村财务管理办法、村务公开实施办法等制度。有了这些小制度、小规定，村两委在最短时间内脚踏实地、顺顺利利地办了几件群众多年想办而又办不到的实事：通过盘活集体资产，硬化了村内600多米主通道和村内所有道路，建起了村民文体广场、多功能党员电教中心、阅览室，安装了太阳能路灯。我还策划公开报名、两推一选的方式，发展了入党积极分子5人，选配村后备干部3人。在换届时，我引导矛盾根深蒂固的年老干部退出，实现了村两委的新老更替。

　　在农村工作，让农民腰包鼓起来是硬道理。我撮合引进了仙居金戈尔鞋业有限公司可供70—90人就业的制鞋穿线来料加工业务，还为村民牵线搭桥做起了节日灯、汽车坐垫电脑绣花等来料加工业务；与旅行社和景区挂钩搞农家乐，通过有针对性地培训富余劳动力等方式提高村民致富本领。村民人均纯收入从2003年的1345元提高到了2005年的4100元。收入增加了，家家户户土房贴上了漂亮的瓷砖。

　　村里柯张两姓一度存在矛盾隔阂，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就牵头组建了由柯张两姓青年参加的农民篮球队，组织在家妇女成立腰鼓队、办起老年乐队，张罗了村里移民以来的首场纳凉晚会。6场篮球赛和一场晚会下来，柯张两姓融为了一体，明理、守信、谦让、爱心的文明新风逐渐在三溪村兴起，群众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化生活。

　　一年下来，三溪村从远近闻名的落后村成为全县新农村的一面旗帜，我的心也同村民贴在一起，父老乡亲还把我办的事儿编写了快板、歌曲。26个月后，我按规定要回原单位上班。那天上午，村办公楼前挤满了人，有在外经商的村民、邻村的乡亲、坐在轮椅上的老党员、牵着孩子的妇女、双眼失明的老人，连不少大男人都哭了。一个原先只知上访和伸手要救济的无业村民，硬要将用当村保洁员挣钱购买的两个热水瓶塞给我！

　　一个十几岁刚放学跑回家的小女孩还哭着送我一张卡片，上面写道：王叔叔，无论您走到哪里，我们头上的天空都是一样的，只要一看见天空，我们都会想起您，您也会想起我们。大伙送了很远，有的人还抱着我不让走。

　　看到这些，我扭头使劲忍住不让眼泪掉下来，心里在想：自己当初也曾经对到农村基层工作有担忧，可天天同群众打交道是咱共产党的天生本色呀，党员干部任何时候都要敢于把自己交给群众。

　　虽然离开指导员岗位六年多了，但指导员制度要求的干部走进群众的作风我坚持了下来。村里的父老乡亲有什么喜事都会叫上我，外出村民回家会来我家坐坐，我也力所能及为村里发展出出主意，为困难村民做点事，坚持每年给村里60岁以上老人拜年。

　　被村民六次挽留的李荣江：群众在你心中有多重，你就在群众心中有多重

　　李荣江(62岁，退休前为台州市国土资源局干部，曾任玉环县垟岭村农村指导员)

　　从2004年被派到玉环县垟岭村担任农村指导员，我一直干到今天。农村指导员工作期限按省里当时的规定是一年，可我先后6次被村民挽留了下来。

　　说实话，刚下村我自己也没有太大信心。垟岭村村委会主任汪德寿后来告诉我，当年他第一眼见到我时曾嘀咕：一身西装革履，皮肤白净，不信我会留在村里，不少村干部更是好奇我究竟能做些啥。

　　下派头两个月，我就带着200多张便民联系卡，走进农民家里拉家常。这个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村，贫穷得令我吃惊：2/3村民散居在偏远山头，有的村民连老婆都讨不到，“落后村”“光棍村”的帽子顶了不知多少年。

　　怎么办？我结合村里实际和国家政策，想到了以地置地的办法——将山上宅基地复垦成耕地，置换山下农保地指标，启动高山移民、下山脱贫。可当我把想法告诉村干部，最初得到的只有反对声：村民工作不好做，风险没人愿承担。看到大家有顾虑，我就用实际行动回应。山上，一家一户做思想工作；山下，到镇里、市里争取政策指标，最终打动了山里人。

　　垟岭村一半以上村民在外地种西瓜。为尽快取得村民认可，我和村干部坐着皮卡，辗转义乌、东阳、永康找村民签拆迁移民协议，签好一户，就连夜赶往下一个目的地。同时，宅基地复垦整理工作结束，村集体拿到国家补贴的57万元，剔除成本支出，净增收入30多万元，村干部头一次领到了“工资”。垟岭新村建设2007年破土动工，两年后首批80户农民迁进了新居。

　　这些年来，我一日三餐吃在下面，住在民房中。基层干部和群众都说，没觉得我是市里来的干部，更像是乡村干部。基层把我当回事，我更要把基层装在心里。我有一本民情日记，上面记满了群众有哪些诉求、村干部怎么合作、村里下一阶段工作怎么开展等情况。

　　7年中，我做得最多的工作就是把国土资源政策贯彻落实到这个小山村，并带着村里的干部群众开展宅基地整理复垦，征地、拆迁、规划、建设，硬是把它建成了小康建设示范村。垟岭村也好像离不开我了，每年任期到时，留住我就成了村里的头等大事，老支书急出过眼泪，群众托人向市国土资源局局长说情让我再干一年。就这样，我在这个村子连着干了7年。

　　前不久，我任期又到了。听说有的村要“抢”我，村委会主任大声说：“老李要走，我今天就辞职！”看到这些，我主动提出再干一年。村里说要把村中道路命名“荣江路”，还有人要给我立碑，都被我拒绝了。我心里很惭愧呀！不知道拿啥回报大伙，只知道群众在你心中有多重，你就在群众心中有多重。

　　每天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的王建平：基层组织就是党和群众的“连心桥”，每个人都要当好桥上的一块砖

　　王建平(下村前为临海市委党校党委副书记，现退居二线，是专职的农村指导员)

　　在农村工作，腿脚得勤。我刚刚到大田街道大田刘村工作，正逢村农民活动中心刚刚规划完，村党支部书记刘开征就对我说：“王老师，请你能帮助村里跑跑这个项目。”

　　接手工作，我就开始利用自己个人的人际网络，自己驾车奔走各方。每天的路程就是：大田街道办事处—大田刘村—市政府二楼的市发改局—市国土资源局—市建设规划局—市行政服务中心—大田刘村。来来去去，有时一天六七次来回，用我爱人的话说：“花汽油钱每个月都多出七百元。”我用自己的腿脚感动了一个个部门的经办人员，项目顺利完成报批手续，村里的农民活动中心终于结顶了。

　　大田街道经济发展快，不少企业接二连三落户大田刘村。村民富裕了，可企业排污问题又上心头。怎么办？还得跑。我主动跑到市里联系环保、建设、规划等部门联系，邀请环保、建设部门专家到村里，搞好排污方案，组织实施，圆满地解决了村里的排污问题，避免了潜在的矛盾。

　　由于我做了一些工作，被大田刘村反复留任，我也习惯了勤动腿脚。去年6月，临海全市村级换届选举结束，我又用了一个月时间，到全市所有的乡镇街道和村里，为新上任的村干部作有关开展村务监督基本知识和要求的培训讲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后，我再次跑遍全市的镇和街道，为农民宣讲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说实话，我是学校出来的，一直在想教授如何才能和农民坐在一起，如何能与农民谈得来。基层的经验告诉我，不但要走近农民，更要“走进”农民，也就是走进农民心里，这样才不会有距离。

　　我在农村工作，首先就把自己当成农村人。村里的小卖店、小广场等人员聚集地都是常去的地方，听听大伙聊些什么，遇到一些人发牢骚讲怪话，也不去反驳人家，而是艺术地引导。过去在党校常给干部讲工作艺术，现在自己也都用上了。一些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及时向市有关部门反映。

　　到农村，就得把自己吃干榨净。每到月初和月中的两个晚上，村里的会议室都灯火通明，党员无论有多忙，都来这里听我宣讲科学发展观，这是我的专业特长。大田刘村文化底蕴浓厚，我就协助文化部门挖掘村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田骨牌锣鼓、民歌《杜鹃鸟》等列入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现在想想，基层组织是党和政府同群众间的“连心桥”，无论跑项目，还是向上反映问题、向下宣讲政策，我都是想当好这座桥上的一块砖。这些年来，有的群众拿着鸡蛋看我，有的还要下跪。我想说，这不是感谢我，而是群众带着感情，甚至用自己的尊严，通过我在向党表示感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