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5月06日讯 两年前的杭州春天，杭州高氏照相机博物馆的馆长高继生，却感觉仿佛身处寒冬。
高继生正在摆弄他的“宝贝”相机。
蜚声中外的中国唯一民间相机收藏馆——杭州高氏照相机博物馆，因为面临经费等各种压力，馆长高继生考虑搬离杭城。
当年，杭州高氏照相机博物馆挤在拱北小区角落的一处底层，冷冷清清。即使小区内的一些居民，都不知道有博物馆的存在。
杭州高氏照相机博物馆约100平方米，摆放着1400多台“古董”相机。它们最早的来自清代，最远的来自英国。其中一些特别珍贵的相机，陈设在木架上；而更多的老相机则杂乱地摆在地上。整个博物馆，阴暗又拥挤。
时年69岁的高继生，削瘦憔悴。采访中，他时不时唉声叹气，眉头蹙起，脸色阴沉。
原来，南京当时抛来“绣球”——南京一家搞视觉艺术的学院派出一干人马，从南京驱车赶到杭州高氏照相机博物馆，邀请高继生和他的1400多台照相机“落户”南京。
但是，真的要把珍藏了一辈子的古董照相机，悉数从杭州搬到南京去，给人家做“上门女婿”，当时已在杭州坚守长达18年的高继生，心有不甘。
而要继续在杭州开下去，高继生却感到力不从心。博物馆里的相机要经常维护，各项养馆费用每年至少要10多万元。
除了缺少经费外，高继生的民办博物馆更多的是缺少社会各界的关心和理解。这家照相机博物馆，一度成了高继生一个人唱的“独角戏”。
这家中国唯一的民间照相机收藏馆，是去是留？面临抉择和压力，高继生陷入内心的挣扎和困惑。
两年后的春天，创馆长达20年的中国唯一民间相机收藏馆，终于在杭州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前些日子，我拨通了高继生的电话：“呵呵，我们现在越来越好。我70岁生日那天，杭州市政府奖励高氏相机博物馆30万元扶持专项资金，解了我的燃眉之急。”电话那头传来高继生欣慰的笑声。
几天前，我来到拱北小区永和坊7幢的杭州高氏照相机博物馆。
走进博物馆，正好碰到几名杭州本地的参观者。一见我们，71岁的馆长高继生忙迎出来，笑着说：“原来很多人都不知道我这个照相机博物馆，经过早报报道后，这两年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了。”
相比两年多前，这家原先冷冷清清的博物馆，如今每个月接待的客流量已超过1000人次，有的参观者还专程从上海、江苏等地赶来，一睹古董相机的真容。
珍贵藏品有了专属的“家”
斗转星移，博物馆内虽然整体改变不大，细节上却悄悄地发生着可喜的变化。
不大的展厅内，摆放了6个透明玻璃柜，柜内陈设着不同年代的相机珍藏。
其中一台，锁在透明的玻璃柜内。外观呈一长方体的红木盒。盒子前方，有一个凸起的圆柱体镜头，镜头上装了一圈毛玻璃，周围用牛皮细细地包了一匝。
“担心损坏，这件藏品以前不太拿出来展示。”高继生介绍，“这是1810年清嘉庆年间钱塘黄履发明的‘千里眼镜匣’，比法国人发明的世界上第一台照相机还要早，堪称‘照相机的鼻祖’。”
这台“眼镜匣”能不能拍照？高继生回答，“那时候全世界还没有感光片，这个“眼镜匣”不能拍照，当时主要是观赏或临摹画画用的。”
1992年，一位说杭州话的老奶奶捧着这个“眼镜匣”来找高继生。老奶奶说，自己姓黄，家住南星桥，祖上是清朝的大户人家，会做光学仪器。听说高继生搞照相机收藏，她就把这件放在家中的老物件送来了。
高继生花了约2000元向老奶奶买了下来。经过查证确认，该藏品的发明者是清代嘉庆年间的钱塘女子黄履。
另一件藏品，也陈设在展馆的玻璃柜内——英国伦敦1850年生产的Ross湿板相机，镜头长30cm，直径10cm，红木雕刻镜头座，全铜镜头重量有3斤，镜筒上英文字全部手工刻写，整只镜头是镀金的，全中国仅此一台。
而就在两年多前，照相机博物馆的藏品，就像牙膏牙杯等家什一样，直接摆放在木架上，有的甚至就直接堆在地上。
高继生说，一个玻璃柜要1000元左右，我把6件最珍贵的藏品，每件都配了一个专用玻璃展柜，把它们更好地保护起来。
源于北宋“沈括”墓址的红木针孔相机。
“就是我”照相馆的红木皮腔式相机。
政府扶持金给博物馆打了针“强心剂”
除了添加了保护藏品的玻璃柜外，博物馆内的人手配备也加强了，高继生不用再唱“独角戏”了。
原先，讲解员、清洁工、修理、会计、买照相机零配件等各种活，高继生一肩挑。如今，他请来了2名帮工。一名帮工姓隋，跑上海、南京等地购买维修藏品用的照相机零部件，同时负责外勤联络；另一位是姓李的会计，负责把博物馆里所有的进出细账，做成报表。
“政府奖励扶持博物馆的30万元经费，一分都不能乱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高继生说，跟两年多前一样，现在每天他来馆里值班的时候，照样顿顿吃家里带来的“冷饭”。
现在，高继生正忙着为自己的博物馆寻找新的场地——一个真正固定的“家”。“跑了好几个地方，但至今还没有最终相中。我希望场地面积大概三四百平方米左右，地段价格不限，但木结构的房子不行，边上有饭店的也不行。”
种种举动的背后，显现出高继生对未来的乐观态度——“民办博物馆的春天来了。我坚信，杭州高氏照相机博物馆今后肯定会越办越好。”
高继生乐观的背后，是一股强大力量的支撑。他乐呵呵地从玻璃柜中，拿出一份杭州市《关于拨付2012年度市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扶持专项资金的通知》递给我。
《通知》附件上写道：杭州高氏照相机博物馆，获得财政扶持奖励30万。与此同时，还有16家市本级文化类非民办企业单位，一并受到财政扶持奖励。
除了杭州的扶持奖励外，浙江省政府去年也颁文对杭州市高氏照相机博物馆免费开放提供了适当补助。
引领更多民间力量投入文化事业
从1993年到2006年，杭州高氏照相机博物馆命运坎坷，着实不易。
自从创馆以来，博物馆长期没有一个稳定的“家”，不断迁徙。博物馆先从高家移到文晖路旧货市场，然后到绍兴路旧货市场……前后一共搬了9次家。
高继生回忆，当时，民办博物馆得不到社会理解和关注，并非杭州高氏照相机博物馆一家。
老陈，上海人，热衷收藏各朝各代算盘，他跟高继生一样自筹资金在上海创办了一个算盘博物馆。早在上世纪80年代，高继生见识过老陈收藏的古董算盘精品，有清朝皇宫内的黄金算盘、翡翠算盘……都是文化瑰宝。
上世纪90年代，老陈去世后，他所创办的民间算盘博物馆也随之灰飞烟灭。高继生后来辗转打听到，老陈费尽一生心血收藏的精品算盘，有一些可能已经流失到了国外。
同行们的遭遇，让高继生一度对自己创办的照相机博物馆的未来，颇为忧心。但凭着一股对相机收藏的热爱和执着，老高一直坚守着。
老高的坚守终于迎来了回报。从2011年8月起，杭州市文创办牵头对杭州市民办非企业文化单位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花3个多月时间形成了一份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底，杭州市民办非企业文化单位登记在册数达到108家，有一定公认度的民办博物馆数量已有32家，占杭州市博物馆总数的两成。
据调查，当时包括杭州高氏照相机博物馆在内，杭城民办博物馆大多面临着场地限制、经费紧缺等一系列难题。
杭州市委宣传部文化事业发展处副处长齐夫明告诉记者，在杭州众多的民办博物馆中，杭州高氏照相机博物馆比较突出。我们看重民办博物馆的社会效益，充分肯定他们的作用，要引领民营社会力量积极投入到文化事业中去。从2012年开始，杭州市每年安排500万扶持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
前些日子，高继生开会遇到杭城其他搞民办博物馆的同行。大家都普遍认为，在政府的重视下，民办博物馆的日子越来越好过，大家对未来很有信心。
前几天，儿子高峻岭明确向老爹高继生提出：“我一退休后就来照相机博物馆接你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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