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6月28日讯 曾经，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这样的“小儿科”，在中国十分边缘化。
蒋风却认准这条安徒生口中“充满光荣和荆棘的道路”，一条路走到黑，最终柳暗花明。
出生于耕读之家的蒋风，祖父蒋莲僧是金华有名的画家，与黄宾虹是发小，外祖父是前清举人。然而，到父亲一代却家道中落，母亲典当了自己的衣服，才为他付上学费。
逆境，让蒋风形成不屈不挠的个性。于是，诞生了一个又一个“爱的故事”。
(以下记者简称“记”，蒋风简称“蒋”)
【初爱】捧着《爱的教育》，他哭了
数学老师斯紫辉每周给学生上一节故事课，故事都出自亚米契斯(意大利人，著名儿童文学家)的儿童文学名著《爱的教育》。
记：您研究了一辈子的儿童文学，最初是怎么喜欢上的？
蒋：我的数学老师斯紫辉，是儿童教育家斯霞的堂姐，一位美丽温婉的女老师。
她每周给学生上一节故事课，故事都出自亚米契斯的儿童文学名著《爱的教育》。
一次班会，斯老师用书中的人物来命名好学生，有勤劳的“裘里亚”，正直的“卡隆”，勇敢的“马尔柯”。我很期待，可她一直没提到我。当时我很委屈，眼泪差点掉下来。
斯老师看到了，班会结束后，她把我叫到办公室。她说，“老师实在太粗心了，怎么把你给忘了呢？其实，你比裘里亚更勤劳，比卡隆更正直，比马尔柯更勇敢。这样吧，老师把自己最心爱的书，这本《爱的教育》送给你，弥补老师的过失吧！”
她还在扉页上题字：“不要怕做平凡的人，但要永远记住，让自己那颗平凡的心，随时闪现出不平凡的光彩来。”
我捧着书就哭了，就这样爱上了儿童文学。
记：这本《爱的教育》您还留着么？
蒋：可惜，在日本飞机轰炸时，这本书在金华老家被烧掉了。后来我又买了一本，保存至今，时不时就翻出读一个故事。
记：除了《爱的教育》，还有哪些儿童文学作品影响过您？
蒋：我特别爱看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我能从中获得强烈共鸣。
高尔基小时候家里穷困潦倒，被迫走上社会，我也一样，做过各种杂活。我非常渴望上大学，曾经为省钱走了一个月的路去上大学，和《我的大学》里的阿廖沙很像。
【情切】一个人的大学、一个人的报纸
他一个人办起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专门招收免费的非学历儿童文学研究生。他既是导师、招生员，又是资料员、档案保管员。
记：您是学农的，第一份工作是记者，后来是如何走上了儿童文学教育的道路的？
蒋：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写了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落水的鸭子》，讽刺当时落网的汉奸，发表在台州的《青年日报》上。
不过，那时还没有想吃儿童文学这碗饭。
在解放战争中，我投身进步运动，结果被写进黑名单，找工作到处碰壁，我就给报纸写文章。
1947年，《申报》看中我，聘我当驻金华记者。
1948年，我从《申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三个少年看了剑侠小说的连环画，结伴到四川峨眉山修仙学道，最后自以为成仙能飞升了，跳崖身亡了。
当时我就感到，儿童文学对塑造孩子的人格和心灵太重要了。我应该写一点东西让孩子们看，让他们从中受到好的影响。于是，我开始琢磨儿童文学创作和教育。
记：您是新中国儿童文学的拓荒者之一，建国之初就在浙江师院(即后来的杭州大学)开设儿童文学课。
蒋：那时儿童文学在大学里是“小儿科”，没有现成教材，我只好从儿童文学创作转向理论研究。
除了从苏联翻译过来的点滴资料外，什么参考书也没有。我就白手起家，从中外文学遗产中一点点搜寻、整理，花了两年时间完成了一本教材。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整理成《中国儿童文学讲话》。这本书出版后连印四次，一上架就售罄。当时实在是太缺了。
记：您退休后办了个免费的学校，招收儿童文学研究生，很有传奇色彩。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蒋：1994年我从浙师院离休，当时我刚摸索出一套培育儿童文学研究生的经验，有些不甘心。
因为我身体健康，思维也不减当年，我就想，在家也可以上课嘛。所以，我一个人办起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专门招收免费的非学历儿童文学研究生。
我既是导师、招生员，又是资料员、档案保管员，唯一的助手就是老伴。
记：您的学校，谁都可以上吗？
蒋：只要你报名就录取，国籍、年龄、职业、学历一概不限，不收学费，只收200多元书费和邮费。后来物价涨了，改到400元。
1995年第一届就招了39人，至今16届有500多人被录取，还有来自马来西亚等国外学生，有4个学生比我年纪还大。
来报名上学的，多数人是学着玩，也有成才的。
有个年近七旬的女学生，如今出了五六本科学童话书，还在全国科普作家大会上得了一等奖。
记：听说您还办了一份儿童文学方面的报纸？
蒋：因为学生太多，经常来电来信向我求教，我应付不过来。
我当过记者嘛，就想到办一份报纸，把要向学生解答的问题登在报上，可以节约很多时间和精力。
于是，1995年，我办起了《儿童文学信息》，组稿、选稿、编辑、设计版面、送印、校对、清样到邮寄，全是我一个人干。
每期3800份报纸，全部免费赠给学员和有关单位，有500份还是寄往海外和港台地区。
报纸一年出4期，每期要花一个月时间筹备。办一期报纸，要花掉我两个月工资。
记：一个人办了学校还要办报纸，得投入非常多的精力财力，家里人支持吗？
蒋：我老伴一开始反对。后来，她发现这份报纸在她工作过的学校大受欢迎，就改变了态度，帮我做起了校对和邮寄工作。
1999年时，我本打算停止招生、办报，实在太累了。可是学生们都求我不要停，所以，只要身体许可，我就会坚持下去。
【思索】我们老是喜欢说大道理，想像力不够
有的出版社为了卖书，把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包装成明星，作品好像是一个框框里出来的。
记：从事了这么多年的儿童文学理论与教育，您觉得这个领域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蒋：文革前，研究儿童文学理论的人不过十来人，作家队伍也不大，而现在单在作协里从事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和创作的，就有3000多人。孩子们可看的作品太多了。
以前连环画是不算儿童文学的，现在连动画也被纳入儿童文学的范畴了，安徒生奖还追加评选画家了。
记：您觉得现在国内的儿童文学创作有什么问题存在吗？
蒋：想像力远远不够。西方儿童文学偏向幻想型，而我们则是现实型，老是喜欢讲大道理。
现在的小学生普遍害怕、讨厌写作文，写不出东西，就是因为想像力没法被调动起来。
而且，有的出版社为了卖书，把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包装成明星。
比如杨红樱，她早期的《女生日记》很有文学才气、很有创造性，拍成电影大受孩子们欢迎，可后来就被出版商牵着鼻子走，新作都好像是从一个框框里出来似的。虽然好看，但都在重复自己，没有创新，跳不出来了。
记：而且近年来，受电子媒体和升学压力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爱看书了，您怎么看？
蒋：现在小孩子的选择太多了，分辨不出良莠。
你看现在的孩子，张嘴就是“好死了”、“快活死了”，词汇非常贫乏。因此，儿童文学工作者首先要引导孩子爱上读书。在我的晚年，我要尽最大的努力，把我藏的好书送到喜欢看书的人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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