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第一起“常回家看看”纠纷案
昨天上午9点，江干法院笕桥法庭开庭审理了杭州第一起“常回家看看”纠纷案。
原告是对淳安老夫妻——66岁的陈大伯和62岁的余大妈。
陈大伯穿半旧浅色衬衫，灰色西装长裤，脚上是一双灰扑扑的黑色皮鞋。他皮肤黝黑，缺了几颗牙，说话有些含混。
余大妈身材瘦小、头发灰白，穿紫蓝条纹的长袖衬衫，黑色系扣布鞋。她坐在原告席上，一只手不自觉地揪着裤腿，看起来很拘谨。
两位老人育有二子一女，他们要起诉的是大儿子。因立案程序有规定，二儿子和女儿也作为二、三被告一起上了法庭。
昨天，大儿子没有到场，委托代理律师出庭。二儿子受妹妹委托，代表二、三被告出庭应诉。
陈大伯和余大妈也请了律师。
法官宣布开庭后，原告律师宣读起诉状：“被告一(大儿子)自1987年离家，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杭州工作，一直在杭州生活。自被告一结婚后，对两原告不管不问，既不看望也不给赡养费。为了原告老有所养，特通过诉讼解决。”
原告律师提出三点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每月支付赡养费1960元；支付去年二老生病期间医药费、护理费等各项费用2万余元；每年两次回家探望并陪伴两原告。
律师说，原告退休前都没有正式单位和工作，每月只有100来块的养老补助金，平时靠种茶、养猪糊口，生活相当困难。
大儿子的代理律师姓周，她说，被告之所以不常回家，一是因为工作太忙，二是双方因家庭琐事产生了一些矛盾，导致亲情逐渐淡漠。
“据我了解，被告一家庭条件并不宽裕，既要还房贷，又要养孩子，压力确实很大。”周律师说，开庭前，她也曾私下跟大儿子聊过。他表示，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自己也想尽可能多回家，但无奈媳妇与公婆处不来，所以走动就少了。
原告律师还没开口，陈大伯已经抢过话头：“钱我们先不讲，这么多年了，他哪怕是给我们买双袜子，我们也不至于闹成今天这样啊！”
大伯说，儿子上大学时跟家里关系还是不错的，兄弟感情也蛮融洽，但自从2002年跟媳妇结了婚，整个人都变了：“算算他都12年没回来过了，连我60大寿给他打电话，他都一个不接。”讲到激动处，大伯嗓门也大了，捶腿落泪。
“我们辛辛苦苦赚钱供他上学，剩下两个(二儿子和女儿)书都没读上，到底哪里亏欠他了哟。”余大妈腰不好，人佝偻着，说话声音很轻。
她说，今年2月，她和老伴来杭州探望儿子，进了家门想在床上躺着休息一会，却被媳妇撵了起来：“说床是留给她家里人的，我们不能睡。”陈大伯气不过要跟媳妇理论，儿子冲上前对二老动了手。
事情发生后，两老对大儿子彻底冷了心。
小儿子在杭州一家小工厂里打工，月收入约2000块。他说，自己上一次见到哥哥，还是去年4月份的事：“那时候我母亲骑车摔跤进了医院，躺在重症监护室里，他才来看过一次。”来了以后也没说什么话，待了十几分钟就走了。
陈大伯说，自己有消化道疾病，老伴又受过颅脑外伤，光医药费就花了两三万块钱。
按道理，三个孩子应当平摊费用，但两位老人觉得，女儿已经嫁出去了，小儿子平日里照料得多，又经常给些钱贴补家用，所以这笔钱理应全部由大儿子承担。
被告方周律师有些惊讶，她说，根据大儿子的原话，二老生病期间，他已经支付了7000元的费用，尽到了赡养义务。而老人来杭探亲，他也确实接待过了。
“听说爸妈把自己告上法院，他也很伤心的。”周律师叹了口气，“这种事情，法理上说说不难，但人情上就复杂了。”
周律师最后转达了大儿子的意思：每年回去探望两次可以，但赡养费最多只能按照三人等分的份额承担，医药费等其他费用不予支付。
法官宣布休庭，根据双方意愿，将择日再行调解。
庭后，陈大伯和余大妈仍然呆呆地坐在原告席上。“我哪里是为了要他的钱，我只想他过年回来看看，一家人能团团圆圆坐在一起吃个饭……”余大妈抹抹眼睛说，这十几年来的春节，家里都只剩她和老伴两人，根本就没有过节的心情。
双方律师也很感慨，周律师说，现在的人倒不在乎几百块钱，只是感情没了，手里拿着钱，心里也没味道。
去年7月1日，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正式施行，其中也有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
法官说，在法律意义上，赡养分为经济赡养和精神赡养两块，“常回家看看”主要是指精神上的赡养，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
法官表示，会找机会再跟大儿子当面谈谈，希望双方关系能够修复。都市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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