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讯 ( 浙江日报记者 翁浩浩 通讯员 王蕴 盛相良 )
核心提示：
托儿，源于北京方言，最初是指商店或路边小摊雇人假扮顾客，引诱顾客购买其产品。卖什么东西，就叫什么托儿，如卖布的叫“布托儿”，卖鞋的叫“鞋托儿”。如今，“托儿”种类更是五花八门，找对象有“婚托儿”，看病有“医托儿”，求学有“学托儿”，坐车有“车托儿”，上酒吧有“吧托儿”，甚至权钱交易还有“腐败托儿”，其中不乏道德败坏或违法犯罪现象，亟待引起关注。
当下，形形色色的征婚广告，让很多单身男女怦然心动。然而，这其中鱼龙混杂，尤其是防不胜防的婚托，往往演技出众，口若悬河，可以做到坑人于无形。
近日，杭州市拱墅区检察院对王某等12名犯罪嫌疑人以诈骗罪提起公诉。检察机关指控，王某等人利用婚托，对50余名前来相亲的单身男性实施诈骗，诈骗金额达30余万元。
悲催：相亲遭遇连环计
30岁刚出头的小李，一直找不好对象。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媒体上看到一则征婚广告，对方的条件不错，就拨通了媒体上留的电话。
对方自称是婚介所的红娘，热情地邀请小李到婚介所和征婚人可可见面。小李欣然前往，按红娘的意思交了580元的报名费和200元的茶水费，终于得以约会可可。眼前的可可，20多岁，大眼睛、长发飘飘，身材高挑，讲话温柔，小李一见倾心，不能自已。这时，红娘告诉小李，只有加入会员才能告知可可的手机。无奈之下，小李选了最低费用的一档会员套餐，如愿拿到可可的电话号码。
后来，小李和可可多次见面，感情日益升级，可可更是提出，让红娘安排，见见她的父母。小李大喜过望，但红娘提出，见父母要给见面礼，他也欣然答应。
在红娘的安排下，小李见了可可的父母，给了红包，对方父母也表态支持他们交往，让他们好好相处。正当小李觉得十拿九稳时，他却发现可可的态度没像以前那么热情，老是若即若离。小李心灰意冷，最后决定放弃。
时间过去近一个月，小李渐渐从伤痛中走出。这时候，他接到了另一家婚介所红娘的来电，对方问他有没有找到对象。小李很疑惑，怎么这家婚介所也有自己的联系方式。对方解释，婚介所之间的信息是互通的，现在所里正好有个姑娘很适合小李，让他过来看看。小李应邀去了，过程和之前的那家婚介所相似，结果也是一样：没谈成。
不过，这次失败让小李起了怀疑：两家婚介所，从报名费、服务费、到父母见面费，竟然如此相似，而两次见红娘都是婚介所安排，他越想越不对劲，就报了警。
经警方调查，小李去的两家婚介所老板其实是同一个人：王某，她开的婚介所都是“自导自演”骗人的，在媒体上刊登的征婚信息也都是杜撰的，那些征婚的姑娘及其父母都是“临时演员”。
黑幕：受骗夫妻成帮凶
在王某开的两家婚介所里，有两个角色不可或缺——女托儿的父母亲。这两个角色分别由王老伯和俞大妈扮演，令人惊讶的是，这两人以前曾是一对夫妻，离婚后曾成为婚介所的受害者，最后却被吸纳为托儿。
事情的发展有点小说的意味。
王老伯和俞大妈，一个62岁，一个55岁，都是杭州人。2010年，和王老伯分开后，俞大妈去征婚，认识了女老板王某，虽然王某没帮她成功配对，但两人谈得十分投缘。去年3月底，王某给俞大妈打电话，请她过去帮个忙。俞大妈一上门，王某就开门见山地说，让她冒充别人的母亲与男征婚人见面。最初，俞大妈觉得这事不靠谱，但王某允诺见一次面给她50元至100元，她心生贪念就答应了。
巧的是，2012年6月，王老伯也找到王某的婚介所，交会员费后，结果当然是无功而返。过了4个月，他也接到王某的电话，让其假扮女会员的父亲。为了赚点小钱补贴家用，王老伯也答应了。
俞大妈和王老伯离婚后没再联络，不想却在婚介所打了“照面”，成了别人的假父母。而现在，这对曾经的老夫妻又将一起开始铁窗生涯，着实悲催。
再说女老板王某，以前也是红娘出身，对婚介这一行十分熟悉。因此，在刊登女性征婚信息时，她都会杜撰“条件俱佳”、“有房”、“有钱”等虚假信息来吸引异性，然后利用大龄男性找对象心切的心理实施婚介诈骗。
2012年4月，王某先开起一家婚介所，通过刊登虚假广告信息吸引男会员，根据男会员的经济状况介绍女托儿，骗其加入会员，其中一次性费用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包年是4280元，两年6880元，还有8800元和12800元的“超白金”会员。
此后，一些陷入情网的男会员会继续与女托儿保持联系。而事实上，女托儿留的手机号，多为红娘的号码。红娘会模仿女托儿的语气，和对方联络，进一步博得好感，诱导其和女托儿的父母见面，骗取红包。去年1月，王某嫌此前的婚介所“生意”不够好，又开设另一家婚介所，用相同的手段继续行骗。
检察机关表示，这一类婚介诈骗的受害者，多为30岁至50岁的男性，自身条件一般，但又想找个条件好的对象，看到婚介广告中所谓“优秀”的女性，就抱有“攀高枝”的幻想，“这些婚介诈骗正是抓住了被害人的这种侥幸心理”。
如今，王某所开的两家婚介所已经被查封，骗人者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防骗：贪小往往会失大
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初，“托儿”一词，更多用于调侃。随着时间的推移，“托儿”一族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长。从最初的“布托儿”、“鞋托儿”，发展到如今五花八门的“药托儿”、“医托儿”、“房托儿”、“酒托儿”、“花托儿”等。
近日，张某、李某等一伙21人被丽水市莲都区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并被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现年27岁的张某系缙云县人，在去年4月将丽水市解放街上的一茶楼转来做“酒托”生意，同年8月又在永康市合伙开了一家酒吧干同样的勾当。
诈骗时，先由“键盘手”通过QQ、微信等聊天工具冒充女性找男性好友聊天，骗取对方联系方式后即约对方见面，如对方有意见面，就将对方信息、聊天情况交给“传号手”，再由“传号手”安排酒托女与其见面。见面时，酒托女带对方到指定的茶楼、酒吧进行高消费，茶楼、酒吧则以劣质廉价的红酒兑红茶、雪碧等饮料的方式，冒充几百元甚至几千元不等的高档红酒，提供一些以次充好的鸡尾酒或干果小吃，进行诈骗。骗取对方消费金额一般都在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最多一次骗取了两万余元。短短两个月，该团伙就诈骗71名被害人，共计18万余元。
李某等人在做“酒托女”期间，还效仿做起“花托”诈骗。以同样手法约对方见面后，李某等人以初次见面为由要求对方为其买花，并将他们带到联系好的花店里，让对方购买事先摆放好的干花，事后再将干花放回花店内循环利用。诈骗所得，花店店主胡某分成15%，其余由李某等人平分。一个多月，就骗取22名被害人共计9000余元。
如今，很多托儿越来越离谱。沈阳曾出现推销墓穴的“墓托儿”，他们找各大墓园谈判，要求墓园给高额回扣，或者在原墓价上“加价”，然后借机欺骗普通市民敛财。
大多数的“托儿”，是社会发展过程中衍生的畸形产物。他们借助一些不法经营者提供的场所进行非法勾当，聚敛不义之财，大行不义之事。更为严重的是，各类托儿的横行，搅浑了社会道德与诚信，致使人们互不信任，彼此之间多了一分猜疑、警惕。
有关专家表示，有关部门应正本清源，加强立法，规范市场行为，加大查处治理力度，消除各种“托儿”滋生的温床，给消费者创造一个安全、健康的环境。当然，消费者也要随时提高警惕、擦亮双眼，防止贪小失大，对各种各样的“托儿”现象说不。
-专家观点
省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杨建华：公共信息提供不到位、公共管理的空白等原因，使各种托儿有机可乘，牟取不义之财，轻则让人损失钱财，严重的可能危及人身。相关部门应该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加大监管力度。群众要提高自身的防范意识、保护意识，别贪小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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