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成功申遗。1年后的6月22日，在傍河而建的中国刀剪剑博物馆，全程参与西湖和大运河(杭州段)申遗工作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申遗专家王水法，走进“工美大讲堂”。他带来了《运河因文化而走运》专题讲座，与杭州市民分享中国大运河申遗前后的趣事逸闻，展望后申遗时代对大运河的保护和价值开发。

　　“第一眼美女”前期评估仅获“待定”

　　王水法老师曾担任杭州西湖、运河申遗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一职，对西湖和大运河两项世界文化遗产，有着深入的研究。

　　他围绕“运河申遗与西湖有哪些不同点”、“运河在申遗过程中靠什么制胜”及“运河文化对杭州城市人文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哪些重大影响”三大方面精彩开讲。

　　运河和西湖申遗事项有很多不同之处，包括申报主体不同(西湖是独家申报；运河是联合申报)、形态不同(西湖是一处面状遗产；运河是一处线状遗产)、功能结构不同(西湖主要功能以休闲养性、旅游观光为主；运河除具有同样的人文景观功能外，还具有交通运输和水利排灌两大实用功能)等。

　　杭州作为京杭大运河的最南端，也是浙东运河的起始点，成为这次申遗的重要节点城市。

　　和西湖相比，运河缘其流淌时间之长，流经地域之广，灌溉运输功能之强，遗产影响范围要大得多。但是在这样一位遗产专家眼中符合多项申遗标准的“第一眼美女”，在申遗过程中却经历了不少波折。

　　亲历现场的王水法说，在前期评估中，对比于西湖的“直接通过”(yes)，大运河只获得了“待定”(defer)，需要准备更充分的材料在遗产委员会上进行陈述。这也给中国大运河申遗代表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旷世运河”长度是巴拿马运河的33倍

　　“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最大区别在于可识别性不强。文化像一本书、一幅画、一首诗，需要细细读、慢慢品。”王水法说。

　　2013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委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的世界遗产专家、来自印度的莉玛·胡贾女士，考察中国大运河。作为“考官”，胡贾女士将出示一份详细的考察报告，交由世界遗产专家们讨论和判断，中国大运河是否具有世界遗产价值。

　　考察过程中有个细节：王水法教胡贾女士用毛笔写了“旷世运河”四个大字。

　　“其实，我是想用这4个字告诉专家，运河的旷世价值。”他说。

　　“绵延两千年、流淌两千年”的中国大运河，以世所罕见的时间与空间尺度，创造性地将零星分散不同流域、不同历史时期的运河长距离地连为一体，它跨越了地球的10个纬度，其长度是苏伊士运河的16倍、巴拿马运河的33倍。

　　大运河作为一处典型的活态遗产，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交通运输和水利排灌功能，即便是部分废弃河段，其水工设施遗存、管理设施遗址，以及历史文化街区状态，都有真实的文字记载和文物实证。

　　“这在农业文明技术条件下，是难以想象的非凡壮举与创造。因此，大运河完全符合世界文化遗产标准的第一条：代表人类创造精神的天才杰作。”他说。

　　促进了中华民族“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提高了杭州的城市软实力和竞争力

　　王水法还特别提到了两座桥——拱宸桥，始建于明崇祯四年，重建于清光绪年间，是杭城古桥中最长、最高、单跨最宽的薄墩连拱石桥；广济桥，始建于明弘治二年，是古运河上仅存的一座规模最大的七孔石桥。

　　这两座桥，是胡贾女士当初的重点考察对象，也向她展示了这超越农业文明时期的伟大人类智慧，及其文化价值带给后人的无限精神启迪。

　　一方面，世代生活在此的“运河人家”，与大运河之间产生了唇齿相依的情感关联；另一方面，积淀深厚的运河文化又对我们城市人文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产生着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

　　“运河因为文化而走运，而且要走得更远。”王水法说。

　　他归纳出大运河“海纳百川而不拒的包容、流经千年而不涸的坚守、利于万物而不争的低调”特质，请听众细细领略大运河带来的“心灵启迪”。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大运河，向全世界展示了她的历史文化价值，值得被珍藏和铭记。而作为活着的大运河，她源源不断地向世人传输着智慧和力量，奔流不息，朝气蓬勃。

　　“如果说，包容性是运河文化的内在特征，那么开放性就是运河文化的外在表现，两者有机统一，促进了中华民族‘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王水法说。

　　对于杭州来说，申遗成功后，大运河为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又增添了一份厚重，极大提升了杭州的国际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提高了城市软实力和竞争力。不仅给运河的保护、管理、研究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而且对周围环境的改善，杭州整个城市社会、经济、生态效益的提升等，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都市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