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月13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李玲玲 詹丽华 王曦煜）谈及高校重奖教师，浙江大学的百万元大奖尤其让人印象深刻。这个奖叫“浙江大学心平奖教金”(从2015年9月起，更名为“浙江大学永平奖教金”)，由校友段永平捐资设立，重在奖励一线教师，标准就是教学水平足够牛，能获全校师生认可。2012年首度颁奖曾引起轰动，至今该奖项已颁发五届，其中有6人荣获百万杰出贡献奖。2016年获大奖的是该校英语老师方富民，他也是最年轻的获奖者。

　　高奖励能引导良性循环

　　时值期末，正是老师最忙的时候，监考、阅卷及整理汇报成绩单等事情繁杂，记者采访方富民老师只能趁其巡考完后的间隙，地点就在浙大外语教学楼里一个小茶吧。

　　见面前，记者在浙大校园里看到两个正去教室复习的女生，就问起大奖的事。“那个百万大奖啊，知道啊，奖老师的，每年都在食堂门口投票呢。有这种大奖好啊，老师会更重视教学，对我们学生来说是好事。”

　　下午三点，方富民坐到了记者面前，“呵呵，方老师看上去好年轻啊。”“是吗?整天和朝气蓬勃的大学生在一起，心态的确会年轻，这也是当老师的福利吧。”话匣子就此打开。

　　上台领个奖是短短几分钟的事情，但方富民已在三尺讲台站了二十年，学生对其的称呼也从1997年的“方哥”到后来的“方Sir”直到现在的“方爸”。作为一个公共基础课《大学英语》的授课老师，方老师令人惊讶的地方很多:每年要给全校180多位本科生上课，他竟能记住并叫出每一个同学的名字;诸如经常被已毕业学生邀请当证婚人。这一切皆来源于他多年的用心教学。

　　“坦白讲，我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快站在领奖台上，毕竟前几届的获奖老师都是教授，而我才是副教授，也是年龄最小的。这个奖分量非常重，意味着全校师生对你教学的肯定与认可，于我而言，这种认可的意义远高于奖金的意义。当然奖金的确很高，一大笔数目一下子入了个人账号，肯定开心啊。”方老师说话很坦诚，“精神上，自己的教学被认可;物质上，有这么高的奖励，自然地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吧。”

　　内心满足感才是源泉

　　抛开获奖之事，方老师感慨，走学术之路或专攻教学等的确很不易，甚至或与清贫相伴，毕竟能拿到像浙大这样重奖的总是少数，但是也可以换个角度想一想得失问题。他说，做任何一件事情，只有内心自我满意感才是能长期专注的源泉。“譬如我，我就喜欢教学，就喜欢把自己的东西分享给学生，这个过程让我很快乐，这种发自内心的自我满意感会让我忽视一些其他的诱惑，所以我愿意在教学上花心思。或许有人会说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我觉得内心不喜欢的事就很难去长期且专注地做。称得上专注的事情，一定是自我满意的，我相信长久做下去也一定会有收获的。”

　　采访结束，记者起身离去，而方富民却自然地走向了旁边座位，原来他一个学生正坐在那复习，刚好遇上一个难点向其请教，他就俯下身子，当起了那个让学生暖暖的方爸。回头望去，那个画面是如此和谐。

　　省人社厅相关人士:尽快制定更科学的教师评价标准

　　“高校奖励在专业上表现突出的教授无可厚非，中国美院有、浙大有，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也有，其实浙江的高校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浙江省人力社保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处长程爽说，一年前，ACM竞赛“金牌教头”刘春英就曾因为教学和学科竞赛业绩被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破格晋升为教学为主型教授，“虽然与现金奖励的形式不一样，但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最后也是与待遇挂钩的。”

　　2014年，在浙大“心平奖教金”评选中，浙大数学系教授、微积分课程负责人、被学生们昵称为“矿爷”的苏德矿以3450票力压群雄，稳居第一，并获得100万元“心平奖教金”。也是在那一年，浙江开始实施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改革，核心就是:“教授”一职不再是一种“资格”而是一个“岗位”，是让优秀人才能够借此脱颖而出的用人机制。

　　事实上，在“矿爷”之前还有“跃跃”(浙大数学系张振跃)、“姚妈”(电气工程学院姚缨英)也曾获得浙江大学心平杰出教学贡献奖。尽管我们都很清楚，一笔奖金并不能彻底改变获奖者的经济状况，但程爽有点感慨地说，这至少表达了校方的一种态度:鼓励专注学术。“学校有学校的做法，我们有我们的职责。”他说，管理部门的作用在于“制定规则”，制定更加科学的评价标准，尊重不同行业、不同层级、不同岗位专业技术人才的特点和成长规律。

　　采访中，大部分曾经获得奖励的对象似乎不愿多谈。“其实我挺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接受采访，因为他们既是奖励机制的受益者，同时也是受争议者。”程爽说，“矿爷”、“姚妈”这类教学为主型教授被重奖固然吸引了公众对教学质量的关注，但同时也会引起新的讨论，比如:为什么重奖教学为主型教授，难道科研为主型教授就不需要被奖励吗?

　　“这就要说到我们的工作了，浙江实施高校教师职称制定改革的关键就是要解决评价与使用的关系。”程爽直言，职称改革要做的不是通过奖励改变一部分人的经济环境而是要打破“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固有模式，尤其是要在分类的基础上，更加科学、精准评价，形成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的激励机制。“让高校能够按照教师在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所侧重承担的主要职责，设置不同类别的岗位并制定不同的评价标准，突出重点，形成导向，充分调动各类教师的积极性，使教师能专心于自己的工作岗位。”

　　教育专家熊丙奇:重奖之后知道怎么办，才是关键

　　中国美院重奖一线老师，钱报记者昨天就此采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他表示，高校重奖能力强但经济条件相对一般些的一线老师，对这些老师来说，当然是件比较好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奖完就完事，我们更应关心和追问的是，重奖之后怎么办。”

　　熊丙奇说，其实细数一下，类似学校奖励一线老师的新闻以前也有，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有。这背后折射的一个问题是，作为老师，他要选择偏向于对学生更有利的教学层面，还是注重看上去对自身更有利的项目或者论文成果等。类似的困惑一直都在，而引起大家关注的就包括此前的清华大学方艳华“非升即走”事件以及四川大学的“周鼎之惑”。

　　川大教师周鼎“讲好一门课能折算成几篇论文?”的问题，引起了不少老师的共鸣和教育界的争论。

　　熊丙奇表示，老师也是人，也要更好的生活和待遇，这就需要评上教授副教授，而一般的评价标准就是论文多少，成果几何。至于你教学好不好，这很难评价也无法量化。所以导致一定程度上偏向于教学的老师在经济上会相对吃亏些，而这个评价体系带来的影响就是越来越多的老师直奔论文成果项目而去。

　　“我们的大学，项目越来越多，论文越发越多，简直就是论文上的大学，但是实际教育这块呢，我想大家有目共睹。并不是说科研项目、论文成果就不重要，但是学校的本质毕竟应该归结到教育。” 熊丙奇表示，“奖励这些一线老师确实应该，但不是奖励了就完事了，依靠奖励能够改变的毕竟有限，更重要的是要改变目前对老师的评价体系，让更多的老师能够摆脱论文职称之类的束缚，不忘教育的初心，这才是我们更应该去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