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山东蛐蛐最近来到杭州，还有一批正在赶来的路上。

　　姚园寺巷45号豪盛客房，7层高，每层9间。这两天，6层4个，7层5个房间，都被山东蛐蛐商贩包下。旅馆徐老板说，旅馆原本开在望江门，附近有个蛐蛐市场，许多蛐蛐商贩都是老顾客。后来望江门拆迁，旅馆搬到这里，老顾客也跟着来了。

　　所有蛐蛐商贩都来自山东宁津，清一色娘子军，三四十岁到五六十岁的大姐，有些带着孩子。她们的老公，正在老家玉米地里，抓蛐蛐或收蛐蛐。老婆在这边卖掉一箱，老公就从老家发来一箱。一间客房就是一家商户，每个房间都放着几箱蛐蛐。

　　山东大姐们房门大开，有些在房间整理蛐蛐罐，有些坐在走廊闲聊，等客人。

　　50岁的郭大姐坐在床上理蛐蛐罐，陶瓷罐身上写着“白牙青”“红牙青”“紫壳白牙”……都是宁津当地盛产的品种。“大牙”“大头”“大六跳”“高方阔厚”“干老细糯”等字贴在罐侧纸条上，表示蛐蛐的特点。

　　郭大姐来杭一个星期，已经卖出六七箱蛐蛐。她是地地道道的山东农民，20年前开始，每年来杭州卖蛐蛐。

　　“俺们都觉得杭州人素质高，所以年年来，习惯了。”郭大姐说，这些蛐蛐都是她老公和家人在玉米地里抓来的，有一箱是今天刚到的新货。

　　隔壁，32岁的程大姐在喂1岁半的女儿白粥，11岁的儿子在旁边泡方便面。床上放着一箱刚寄来还没开封的蛐蛐。

　　房费加上伙食费，程大姐每天生活成本200元，来杭州1个星期，卖掉3箱蛐蛐，她预计到11月回家，能拿1万多块钱回去。

　　有的房间关着门，客人正在里面挑蛐蛐。我敲开一间，杭州本地买家朱大伯和项师傅正戴着头灯，手拿放大镜和蛐蛐棍儿，坐在窗口仔细查看每一只蛐蛐。段大姐和女儿小刘坐在一旁，不停递上蛐蛐罐儿。

　　大约10分钟后，两人看完一百只蛐蛐罐儿，各挑了三只。经过讨价还价，朱师傅递给段大姐150元，一边摇头感叹，上午没时间来，好蛐蛐都被别人挑走了……

　　朱大伯和项师傅都是段大姐的老顾客，这几天只要段大姐有新蛐蛐，他俩必来。

　　“我玩蛐蛐几十年了，最贵买过几百块的，1000块以上的从来不买，都是小搞搞，真正好的蛐蛐哪里轮得到我们？在山东就被人买去了，到杭州来的都是人家挑剩的。”朱大伯说，旅馆里被人挑剩的蛐蛐，会被店主打包卖给贩子，贩子再拿到仁和路那个市场卖，所以真正的行家，都来这里。

　　每年7月底到11月底是虫季，全国各地顶级蛐蛐玩家都会跑到山东买蛐蛐，那里市场规模巨大，其中宁阳县的泗店蛐蛐交易市场最有名，每年靠卖蛐蛐带动当地产值几十个亿。

　　“最好的蛐蛐都在山东被人买走了，山东没消化的蛐蛐才会被带到玩蛐蛐的城市。”杭州蟋蟀协会副秘书长朱奇磊说。杭州人玩蛐蛐在全国可以排进前三（上海、北京、杭州），杭州是蛐蛐的原产地之一，“杭虫”个头虽小，但擅长打斗，历史上久负盛名，近些年因为城市发展太快，农田大幅减少，优良蛐蛐品种几乎绝迹。现在相比山东蛐蛐，“杭虫”虽然能够对抗，但胜率微乎其微。

　　国内许多顶级玩家都是杭州人。“杭州有几个厉害的玩家，一年要养几千条虫，雇七八个养虫师专门找场地养蛐蛐，单条蛐蛐最贵的能花10万元，一个虫季最多能投入300万元。”朱奇磊说。

　　目前，杭州全市一个虫季的蛐蛐销售额在1个亿左右，与巨大的销售额相比，杭州的蛐蛐市场却很少。最有名的仁和路市场属于自发性质。朱奇磊说，上海几乎每个区的花鸟市场都有专门的蛐蛐集市：“西藏南路的万商花鸟市场、灵石路岚灵花鸟市场、中山北路吉凯花鸟市场、武宁路曹安花鸟市场都有，北京也差不多。”

　　虽然杭州蛐蛐市场不如上海北京，但也发展出一套网上卖蛐蛐的电商模式。

　　去年开始，就有杭州人在一家网络平台上开设了蛐蛐专卖店。卖家上传蛐蛐的照片，配上介绍，设置起拍价和封顶价就可以拍卖。拍卖成功后，从山东原产地快递发到买家手中。去年整个虫季，据说销售额超过100万。

　　朱奇磊告诉记者，斗蟋蟀在2014年就入选了第五批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市蟋蟀协会每年都组织3场正式比赛：民间斗蟋蟀大赛、全国城际争霸赛和协会会员交流赛，优秀者发奖金，协会主管单位市体育总工会和拱墅区体育局每年也有拨款，支持文明健康的民间文化娱乐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