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家韦力

　　浙江在线1月2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孙雯）2018年的最后一个下午，藏书家韦力先生在杭州。

　　他在杭州晓风书屋体育场路店，分享了“中国古旧书业之现状”。那个下午，晓·客厅里坐得满满当当，有专业的收藏者，也有普通的阅读者。

　　因为藏书家这一身份，韦力自然与杭州有诸多交集。

　　2017年9月，韦力曾在杭州寻访古旧书店的遗迹，在一年之后出版的《书肆寻踪：古旧书市场之旅》中，他为读者画出了一幅清末的古旧书店“地图”。

　　清河坊、梅花碑、城站、福缘巷……只是，历经百年，这些地标之间的书店已经难寻踪迹。

　　所幸，当下又是一个书店遍地开花的时代。

　　杭州的印刷业自唐代已经兴起。北宋时，杭州是全国三大印书中心之一。到了南宋，杭州一跃成为全国的印刷出版中心。

　　有出版，必然有销售，韦力觉得，杭州在宋代也应当是书店遍布之地，但是他没有查到相应的记载。

　　不过，这样的推测有是有佐证的。在朱友论、秦坦撰写的《民国时期杭州的图书业》一文中，韦力看到了这样说法：元代杭州书坊不及南宋，明代不及元代，清代杭州书业又远不及明代。

　　但之后，杭州的书店业又迎来了繁荣。

　　2017年9月，韦力来杭寻访古旧书店遗迹，第一站是杭州城站和福缘巷。

　　在《书肆寻踪：古旧书市场之旅》一书中，我们可以读到当时的寻访细节——

　　城站与福缘巷（当时称福缘路）这一带书店林立，有文艺书局、小琳琅阁、复初斋、麟经堂、抱经堂书局。

　　其中，抱经堂书局是当时杭州最具名气的古旧书店。韦力说，店主朱遂翔是杭州甚至是江南地区旧书业执牛耳者；他跟北京琉璃厂的孙殿起并称当时中国旧书业的两大领军人物。

　　朱遂翔初到杭州时，一口绍兴话，因不太识字，常常被师父和师母责骂。师父认为他太笨，不适合学习专业知识，让他每天洗衣服、倒马桶。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多，朱遂翔觉得要改变命运，潜身于旧书业，首先得认字。他每天偷空写字读书。又过了三年，他终于得到师父的认可，派他随同店中懂得目录版本的朱华先生到外地去收书。

　　在这个过程中，朱遂翔买了些书藏于家中。等他底子渐厚，就向师父提出辞职，建立抱经堂书局。抱经堂书局设于1915年，最初在梅花碑，后来迁到福缘巷。短短时间里，抱经堂就成长为杭州著名的大书店。

　　朱遂翔拥有的宋版《李贺诗歌集》、顾祖禹手稿本《读史方舆纪要》等，都是有很高版本价值的图书，可见他的藏书水平。

　　韦力认为，抱经堂书局能够做大有两大法宝：一是诚信经营；二是在书上标明售价。

　　以前的旧书业均不标价签，而是根据买方的实力随意开价。韦力说，这种做法虽然偶尔能博得暴利，却影响了旧书业的声誉。

　　1916年，上海的古书流通处的创立者陈立炎首先给古书明码标价，使得业务量大增。朱遂翔学到了这一招，在杭州率先实行了明码标价的售书方式。

　　朱遂翔的专业与名声博得了大主顾的青睐。

　　上世纪初杭州第一大藏书家、九峰旧庐主人王绶珊就是“大主顾”之一。

　　王绶珊被称为花钱买书最多的近代藏书家。他从1927年开始收购旧书，10年里，花了50万元买书，所买之书一大半都是经过朱遂翔之手。

　　1938年，王绶珊去世。几年后，九峰旧庐所藏之书也渐渐散了出来。

　　大约20年前，上海的某家拍卖行上拍了一批九峰旧庐旧藏。韦力打听到，这批书出自王绶珊的小妾。韦力也争得数部：“只是难以确认是否就是朱遂翔卖给王绶珊的，但无论怎样，这也算是我跟抱经堂书局的间接因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