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6月9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陈伟斌）近日，当看见《男子登珠峰倒在8600米高度上，称150人路过无人救》的新闻后，潘正胜在朋友圈留言说，不在现场或不熟悉8000米登山的人可能无法理解，即使路过的人无动于衷也不能说是无情。

　　而新闻中那名当事人遇险当天，在杭州下沙工作的石磊，正好登顶成功并路过，见证了事件的发生，在他看来，那种极端情况下，如果不是很有把握和实力，旁人几乎无法对遇险者施救。

　　8848米，对于每一位登山者，这种诱惑毋庸置疑。这也促生着商业登山领域的快速发展。

　　确实，近年来民间攀登珠峰者主要都是依靠商业登山路径来完成壮举，这种商业管理与组织模式也几乎早已遍布每座高山，但不论是让人通过哪种方式登上人间至顶，商业登山服务并非万无一失。

　　砸钱并不等于就能登顶成功

　　在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商业登珠峰公司，便是西藏圣山登山探险服务公司。

　　记者联系到了该公司一位负责人，他介绍说，今年5月他们公司负责协助的22人全部登顶成功，人均缴费35万元。

　　但他也指出，珠峰不是光有钱有装备有人协助就能去登。身体素质和登山经验只是最为基础的要求。攀登8000米以上高峰前，还必须从5000米、6000米、7000米逐级向上推进，并且获得相关认证以及登顶证书，“国家体育总局有规定，就是为了保证安全。”

　　据了解，在国内，只要是攀登7000米以上的高山，登山者都需要向国家体育总局报备和批证，如果涉及商业登山，那么这些相关的手续事宜就都由像他们这样的正规公司来负责，不过登山者们也都必须实打实的逐级攀登才行。

　　圣山公司接收申报的登山队员，必须要有6000米以上山峰的登高证，“6000米就相当于一个小学毕业证。这一点很严格，不能跨级登山。”

　　如果是登珠峰，报名时就必须要提供8000米以上山峰的登顶证，以及近半年内的体检表。如今，为了尽可能保险起见，王建斌记得，队伍集合时还要在拉萨进行一次体检。

　　中国登协此前也曾表示，坚持登山许可的审批制度，还是从登山者的安全角度出发。

　　可就算要求做到最严格，服务做到最好，一般来说，能登顶的也只有50%。

　　有时，一点点天气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登顶，哪怕只有一步之遥。

　　但在尼泊尔境内的南坡，王建斌告诉记者，要求相对比较宽，攀登人数是国内的两三倍，对商业利益的追求，让当地很多登山公司互相压价，甚至降低攀登要求，“夏尔巴人都不够用，这其实有很多潜在安全问题。”

　　数据统计，登顶珠峰的死亡率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的5.6％降至现在的1.5％。

　　美国登山家乔恩·克拉考尔在畅销书《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中写道，这类统计数据让登山“菜鸟”们对一项原本挑战极限的运动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就连1953年完成人类首次登顶珠峰壮举的希拉里，2008年去世前也曾表达对当代人“游戏珠峰”态度的厌恶之情。

　　登珠峰要花35~45万元

　　王建斌和潘正胜的此次登山经历中，便有着登山公司的支持。据多位攀登过珠峰的登山者证实，目前只要身体等各项条件允许，花费35到45万元，以及至少55天的时间，便可在登山公司的协助下攀登珠峰。

　　我国的商业登山，也有十几年的发展。

　　中国登山协会高山探险部主任次落向记者介绍说，1955年-1979年是中国现代登山运动的起步与快速发展阶段。1958年，中国登山协会正式成立，同年颁布《登山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从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北坡成功登顶。

　　1980年-2000年之后，我国现代登山运动进入了发展转折时期和多元化发展阶段——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颁布了《外国人来华登山管理办法》；1997年，国家体委颁布了《国内登山管理办法》，并于2003年修订后重新颁布。这两个办法是在我国行政审批法颁布实施以后仍然保留的少数体育法规。

　　1999年，王勇峰、马欣祥就已率先尝试开展了两次带有商业性质、参加者完全自费的青海玉珠峰登山活动。同年，西藏登山学校成立。

　　2000年初，国家体委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研讨会，调整了我国登山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山探险由此逐步探索出社会化、商业化的路子。

　　商业登山，是为实现客户目标、有组织地开展的登山服务活动，通常包括整个登山活动前期的咨询与指导、实施过程中的训练、安全保障与后勤保障等各项服务。

　　2001年，西藏圣山探险公司成立，这是我国全新的高山探险商业操作模式。

　　随着高山探险人群的逐步扩大，越来越多的俱乐部开始组织海拔5000米以上山峰的高山探险活动。

　　“偷登”珠峰者大多是无力支付服务费

　　“风险大、不确定性强、成本高、要求高，这些都是登山者必须面对的现实。”次落说，在高海拔登山活动中，人们不仅要面对低氧、低温、低湿度、强紫外线的气候环境下身体出现的各种反应和伤害，也要面对滑坠、雪崩、滚石、裂缝等挑战，活动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因此这就要求参与者具备相应的装备和技术驾驭能力，要求组织者具备保证客户安全的基本能力，具备良好的时间管理、风险管理、组织管理能力，并做好紧急预案。

　　次落认为，提高从业人员的服务专业化水平、探索专业化服务模式转型都是目前国内商业登山机构需要不断提升的内容。

　　近年来，中国在珠峰国际登山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努力，管理模式逐渐成熟。

　　西藏登协副秘书长白玛赤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欢迎所有人来西藏登山，但都要从专业角度对登山者负责，“除了安全问题，西藏不盲目承诺大幅增加攀登人数的另一个考虑，则是珠峰地区的环境承载能力。”

　　即便拥有良好的保障和日渐成熟的商业体系，但面对增长更为迅速的探险人群，安全问题时刻警醒着这个领域，即便现在已经拥有较强大的救援能力和装备。2012年5月26日，珠峰南坡就因为同时冲顶人数太多而不堪重负，出现“大堵车”，导致4名登山者丧生。而北坡虽然登山人数不多，但来自西藏登山学校的向导和协助经常供不应求。也正是在这一年，国内山难人数达到45人，其中不少属于“偷登”。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偷登”者中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无力支付相对较高的服务费。

　　而在珠峰上，关于遇难和施救的争议一直存在。“在8000米以上的环境下，即便有人在你身边遇险，如果没有很精准强力的救援协作，对此一般都无能为力。”石磊也告诉记者，在过往的岁月经历中，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在那种极端环境下，你能做的选择并不多。”

　　就连1953年完成人类首次登顶珠峰壮举的希拉里，2008年去世前也曾表达对当代人“游戏珠峰”态度的厌恶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