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1月12日讯（浙江在线通讯员 马正心 记者 张瑾华）蒋方舟正在创作一个有关弑母的中篇小说，故事来源于一则真实发生的新闻。

　　这个真实事件里每个个体身上的悲剧性触动了蒋方舟。同时，子女和父母的关系，家庭对人性的塑造，也是一直萦绕在她内心的概念。

　　写完这个中篇之后，她会继续写自己的长篇小说：“完成一个作品最幸福的地方，就是可以去写下一个作品了。”

　　“一个人为他的时代生活得越多，他就与它一道死去得越多。一个人在自身保持他的本质越多，那他保留的就越多。”

　　一周前，蒋方舟在微博和朋友圈上分享了这样一句话，来自茨维格：“这句话挺适合我最近几年的状态的。这个时代的变化挺快的，我觉得超前于时代，或跟不上时代，是人们的一种恐惧。”

　　她觉得，名、利，和被这个时代推崇的一些东西，如果一味去追赶它们的话，在过程中会丧失自己最宝贵的东西。

　　“我觉得自己不会为这个时代做任何妥协。而且我觉得，这个时代并不是在不断去要求大家去妥协。时代也是人塑造的，是大家的阅读习惯、创作者的懒惰、媒体的懒惰，相互喂养的，是时代的要求和本性里的懒惰，达成了一致而已。”

　　刚过28岁生日的蒋方舟，如何看待这个社会的焦虑、乱象，粉丝文化、90后文化话语权、年轻人阅读的缺失，又如何审视自己？

　　焦虑是觉得自己不被需要

　　记者：2017年，你的关键词是什么？

　　蒋方舟：专注、清晰、养生。

　　记者：大家都说中国处于各种意义上的转型期，作为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你会焦虑吗？焦虑什么？

　　蒋：我并不焦虑。焦虑大多是对社会和自己的关系感到无所适从，觉得自己在社会中不被需要。我一方面早就接受和拥抱了自己的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对于自己要做的事情很明确，所以我没什么焦虑的。

　　记者：你成名很早。不管怎么说，一个个体被大众和时代，托付到青春文化偶像的位置上，你个人觉得，这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负担？

　　蒋方舟：我觉得自己不算是偶像。因为偶像的一个特征是和他们的粉丝之间存在某种独特的联系，偶像靠粉丝的供养。而我一直刻意和读者保持距离。

　　我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成长经历比较特别，所以很多人对我个人经历的关注大于对作品的关注。这一点幸运的地方在于获得了更多的公共资源，不幸的地方在于自己写作上一直以来的努力多多少少被忽视了。

　　这也没办法，我获益于自己的过去，而挑战是必须一个庞大的未来覆盖一个庞大的过去。

　　记者：你会刻意在公众面前保持一个自己更愿意展示的“人设”，还是做更真实的自己？

　　蒋方舟：我好像从来没有考虑过“人设”的问题，因为人是会变化的，“卖人设”就是为了取悦他人而放弃了自己的成长，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

　　记者：你也自嘲自己不年轻了，你怎么确定自己，或者身边的90后，已经跨入到一个“成熟的人”的行列？

　　蒋方舟：“成熟”就是成为自己的命运负责人，而不能把自己的选择和遭遇推给家长、教育和他人。

　　创造也东西

　　才能引导时代方向

　　记者：虽然你生于1989，但是比起上过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80后女作家春树，感觉更像是90后的文化代表。如今春树沉寂了，移居柏林了，而你的一举一动依然在大众视野里，你觉得自己和春树那一代80后女性先锋的不同在哪里?叛逆，是不是你人生的关键词？

　　蒋方舟：很多人把“叛逆”看做年轻时发作的一种热病，随着成熟成家立业，为人父母，这种热病就不治而愈了。这种认知挺让人觉得惋惜的，我一路走过来看到很多人因为这种叛逆的“痊愈”而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的平庸。

　　我是一直努力对自己保持诚实，这种诚实逐渐在内心结成了一个坚硬的内核，这个内核是社会无法搅碎打烂消化的。“叛逆”对我来说是一种长年累月形成的坚硬，而不是姿态，姿态是最容易放弃的东西。

　　记者：作为70后的文化偶像，许知远现在被人怼得厉害，可能现在的更年轻一代已经不习惯许知远式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方式。

　　在你看来，90后是否已经在大众文化或者精英文化上，夺过了文化主导权？

　　蒋方舟：我觉得90后只是看似夺过了文化领导权。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媒体全部在以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在讲话，商家在以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引导他们消费。

　　可是决定年轻人看什么，消费什么的还是60后和70后。年长的一辈只是以一种看似讨好的方式在控制90后而已。

　　能拥有文化领导权的最重要的条件是创造，唯有创造出东西的人能引导时代的方向，不创造的人表面上再喧嚣，本质上也只是被引导的消费者。

　　记者：我们看到你跟陈丹青，跟徐静蕾的不同对谈，反响也不同。一个知识精英代表，一个娱乐明星偶像，跟他们两个对话时，你怎样看待自己？

　　蒋方舟：我没有把他们看做是“知识精英的代表”和“娱乐偶像”，我觉得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构成他们内心的是不同的经验，而我也是自身经验的囚徒，所以只是不同个人经验之间的碰撞，和身份没有什么关系。

　　懒惰的人

　　才会淹没在垃圾信息中

　　记者：作为时代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你是否有主动性，去观察当下的中国，并呈现自己的观察与思考？

　　蒋方舟：观察当下中国就是我作为写作者的工作。我前两年是以写杂文的方式呈现，但因为各种各样的限制，我现在对杂文的写作也感到索然无味。包括我现在了解一个社会现象也很少看杂文，宁愿去看著作和论文。

　　我现在尝试用小说的方式去呈现这种观察，因为限制更少，能施展的空间更大。

　　记者：你觉得现在90后或你知道的年轻人的阅读趣味和阅读能力如何？怎么看鹿晗现象? 对明星的追逐，是否影响到现在年轻人的阅读能力？

　　蒋方舟：我只能以我身边的年轻人为例，我认识的一些读历史、政治和哲学的年轻人非常厉害，能够和本学科最前沿的知识接轨。他们让我想到茨威格当年对他中学同学的描述：老师还在讲台上修改他们的标点符号的时候，他们在台下已经以最严格的文学标准来评价彼此的作品。

　　鹿晗谈恋爱的时候我也很无聊去微博搜了一下，我发现“粉丝文化”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生态，有严密和封闭的系统，像我这种从来没有为明星花过钱的人是很难粗暴地用“追星”去概括的。

　　网络对于年轻人阅读能力的影响很大。互联网某种程度上是拉大了人知识之间的鸿沟，因为聪明好学的人懂得如何利用互联网学习，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愚笨懒惰的人则会淹没在海量的垃圾信息、娱乐和八卦里。以后这个剪刀差会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