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莹在2015年新闻发布会

　　2013-2017年期间担任全国人大会议新闻发言人的傅莹，是在世界上讲述“中国故事”的专家能手。她先后担任驻菲律宾、澳大利亚、英国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十二届全国人大一至五次会议新闻发言人，不论是与派驻国的高级官员打交道，还是回答刁钻的外媒记者的提问，她始终都以温柔的态度和敏捷的才思，把“中国故事”讲好。

　　傅莹把她这么多年来代表中国向世界发声的心得体会都写入了她的新书《我的对面是你——新闻发布会背后的故事》。书中展现的是，她作为一名新闻发言人，如何向中外媒体介绍中国的内政外交；作为一名外交官，如何面对国际上的各种误解和成见，如何客观平和地介绍中国。

　　一个优秀的新闻发言人究竟是如何炼成的呢？来听傅莹亲自揭秘。

　　第一次做新闻发言人 硬是一口水都没敢喝

　　还记得2013年3月4日第一次步入新闻发布会现场时，能够容纳500多人的发布厅被记者挤坐得满满的，后排和两侧也站得人挨人，电视摄像师、拍照记者架着“长枪短炮”严阵以待。突然面对如此强大的媒体阵势，我心中的压力感陡然上升，那种感受终生难忘。我的一言一语、举手投足，都被镜头盯得紧紧的，无数的聚光灯在我眼前频频爆闪，灿如星河，估计这一刻自己被拍照的次数比一辈子都多，不可能不深深感到惶恐。我在发布会上虽然讲得口干舌燥，却硬是一口水都没敢喝，因为一端起水杯就会引发相机咔嚓咔嚓响成一片。对于我来讲，重要的是不能分散注意力，要保持镇定和专注，实现新闻发布会预设的传播目标。

　　很多人对新闻发布会背后的故事感兴趣，总有人向我提议，为什么不把这些经历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呢？

　　你是怎么做到

　　对那么多问题应付自如的

　　我背后有一个专业团队

　　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看上去像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沉着冷静地面对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经常会有人问我，你是怎么做到对那么多问题应付自如的？

　　如果有人以为一场发布会的成功是靠发言人自己的努力就能实现，那是要打一个大问号的。我的背后有个专业团队。

　　我在2013年3月第一次做发布会时，准备时间非常仓促。面对那么多社会经济问题和法律专业内容，我无法做到把每一个问题都搞懂弄透，整个过程让我备感吃力。我当时意识到，这种准备方法不是长久之计。

　　2014年我开始组建起一个小团队。首先选择的是人大机关有丰富经验的资深专家和有法学理论素养的干部，他们熟悉人大业务，能够提供法律方面的意见。

　　后来在2015年的筹备工作中，我又邀请到几位院校和智库的成员加盟，包括法学、经济、国际关系和传播等方向，形成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相结合的综合性人才组合。团队中的大部分成员是年轻人，虽然多是兼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但大家竭尽所能地投入。

　　这种多元化人才聚合在一起，可以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不仅相互补充，还能相互刺激和启发，产生多彩的“思想火花”。团队的讨论常常出现多种声音与多个角度的交锋，正好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多元观点和多种诉求共存的现状。这不仅能帮助我对每个问题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对社会观点有更全面的认识，也能促使我兼顾到多种利益和角度，避免偏颇。

　　在问题的海洋中如何尽快找到方向

　　经验是“押”70个重点问题

　　我初做发言人时，最强烈的感受是被淹没进了问题的海洋，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尽快找到方向。

　　在每年发布会的准备过程中，我和团队时时考虑的是，怎样衔接媒体和公众关注的问题，在有限的一个多小时，传递出公众期待的重要信息，解决人们心中最多、最大的那些问号。

　　从何处着手？先从媒体关注的问题中进行“海选”。我们将媒体提出的问题拼出一幅“矩阵图”，纵向是各家媒体，横向是他们提出的问题，两者结合处用黑色块标注，按图索骥，基本可以排出一个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排行榜”。这听上去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这些问题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相关性，最终选出大约70个重点问题。为什么是70个，而不是更多或者更少？

　　算是经验之谈吧。

　　“不是更多”，是因为无法更多，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我不能漫无边际地准备，需要聚焦最重要的问题。也无须更多，70个“问题”实际上是70个“话题”，比如雾霾、反腐、“十三五”规划、朝核、南海等，它们是从大量问题中“浓缩”而来的，基本能覆盖媒体和公众关注的范围。虽然记者对每个话题都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完全不同的问题，但是我只需要做好对话题的准备，然后依靠技巧回应关于这个话题的各种提问。

　　“不能更少”，是因为再少恐怕就覆盖不住公众关注的范围了。所以，对我来说，认真挑选好70个问题是做准备工作的基础。

　　我和团队根据关注度、重要性和紧迫性，把选择出来的70个问题大致分成三类，我们戏称为“押题”。

　　“一类问题”20个左右，是我们初步判断的“必答题”。其中包括受到广泛关注的社会热点、党和国家以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眼下最重要的工作。例如，2017年的一类问题包括民法总则、反腐败和监察体制改革、雾霾、个税起征点等，以及当时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些事件。

　　“二类问题”也是20个左右，没有一类那么紧迫，但已经在一定范围引起社会讨论，是我们判断有可能被问到的。比如，2017年的二类问题包括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证券法》、中美关系、朝核问题等。

　　“三类问题”包括国内外媒体年年都关注的那些旧问题，属于“老顾客”，虽然我对这些问题相对比较熟悉，但也需要更新数据和信息，也要考虑一些当年出现的“新鲜事”。

　　实际上我们还准备了一个更大的答问资料库，储存在电脑里，起到一个兜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