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有很多大咖学者。而今年，尤其多。昨天的“乌镇论道”论坛上，罗汉堂召集了一屋子包括诺奖得主在内的经济学家。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学者们，讨论了九个他们发现的正在发生的有趣变化。

　　比如，在4G普及的第二年，中国口香糖销量下降了10%；2019年，中国ATM数量十年来首次下降，有的废弃ATM还被改造成了无人便利店（售货机）；杭州全城拆除了出租车驾驶室隔离栏；中国九成年轻人同时拥有两种以上职业或线上身份……还有让不少白领含着泪认同的：初中毕业在家开淘宝的，和大学毕业在城里做普通白领的收入差不多。

　　为什么要提出这九个变化？

　　罗汉堂秘书长陈龙解释，这九个有趣变化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它们都是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引起的，二是它们带来的社会价值大多没有被计入GDP指标中。

　　“GDP是商品和服务，但不是生活的结果，全球有很多政策过多关注GDP等主要指标，却忽视了人的福祉和社会公平，而这些才是社会稳定、人们幸福的关键。”陈龙说。

　　经济学诺奖得主、罗汉堂学术委员迈克尔·斯宾塞认为，这个命题对发展中国家意义重大。在数字技术时代，忽略GDP之外其他维度的代价会越来越大。因为衡量方式反馈到政策层面，会给国家在基建、教育、医疗、扶贫等方面的投入产生深远影响。

　　只有正确衡量价值才能引导发展，康奈尔大学约翰逊学院院长Soumitra Dutta认为，中国持续20多年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加上有关政策支持，为后来数字技术的普及发挥了很大作用。

　　以城市拥堵为例，杭州在五年前全国拥堵率排名第二，在地铁等公共交通增加有限的情况下，杭州引入阿里云城市大脑，利用大数据实时调节红绿灯时间，将拥堵排名下降到了今天的全国第35，但缓解拥堵带来的社会价值显然没有得到重视。

　　会上，罗汉堂秘书长陈龙阐述了衡量数字经济三原则——福祉性、社会性和可衡量性，以衡量及量化数字经济带来的价值。福祉性指的是，数字技术创造的很多隐性价值没被纳入，比如免费数字服务，大量被释放的闲暇等。社会性指的是，技术对整体社会发展的贡献。可衡量性指的是，在数字经济时代，过去很多不可衡量的行为、活动等得以被量化，可衡量性会受益于数字技术红利的提升。

　　迈克尔·斯宾塞认为，将数字经济纳入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这个问题已经很迫切了，“如果不尽快实践很可能会导致发展前进中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