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和敦煌的距离，并不像地图上看起来那么遥远。

　　当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把敦煌残卷第一次带到北京，展现在中国学术界眼前，是两位浙江人——罗振玉和王国维，率先意识到这批文物的珍贵价值。中国由此涉入敦煌学这一世界学术潮流。

　　一个多世纪来，几代浙江学人奋随其后，薪火相传：姜亮夫、常书鸿、樊锦诗、蒋礼鸿、郭在贻……这些名字，不断拉近了浙江和敦煌的距离。敦煌学研究，成为近代浙江学术极具标志性的一脉传统。

　　这条文脉至今依然不竭涌动。更加令人欣喜的是，在数字化、信息化等全新技术环境下，越来越多的浙江学人以崭新的路径加入到敦煌文化保护传承和敦煌学研究中来。他们的初心与历代先辈别无二致，而研究手段则已大大跳出传统的范畴，真正践行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要求。

　　我们在此讲述三位当代浙江学人的敦煌故事，他们遇见敦煌的机缘也许各不相同，但都构成了浙江与敦煌续写不解之缘的最新篇章。

　　让“孤儿”回家、“亲人”团聚，张涌泉：

　　拼接远去的古代文明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涌泉十余年来一直沉浸在一个无比宏大的“拼图游戏”中。他的思绪穿越千年，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反复寻觅，才可能发现两块碎片的拼接点。

　　这实则是一项“冷门绝学”——敦煌残卷缀合。2020年底，张涌泉团队《敦煌残卷缀合总集》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立项。

　　流散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总数约有70000号，对其整理、分类并实施数字化，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敦煌残卷缀合让实施这一重大工程有了坚实的基础。

　　“敷已”——当青年学者朱若溪还在跟随张涌泉攻读博士学位时，她第一次遇见了只写着这两个字的残片，大小仿佛报纸的一角，贴在编号为“北敦2301号”的敦煌残卷卷首。

　　超过九成的敦煌文献都残缺不全。这块写着“敷已”的残片，应该也是从别的地方脱落下来、又粘在这里的。张涌泉看着这两个字，头脑中搜索着文献，寻找两字接连出现的情况。很快，《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的一段话在他脑海中跳了出来：“佛告具寿阿难陁：‘汝可于此树下，为我敷座。’时阿难陁受教敷已……”再细看这张残片，他发现“敷”字上方还残留着一点笔画，正像“教”字的下半部分。这样，残片来自某份《金光明最胜王经》写卷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根据这个提示，朱若溪随即逐一查找比对所有《金光明最胜王经》写卷，直到找到“北敦3894号”卷子。将写着“敷已”的残片填充进这份卷子的残损处，刚好连成“时阿难陁受教敷已”。不仅上面的“教”字能拼合起来，就连残片右侧原本不显眼的残留墨迹也有了归属——来自前文的“陁”“汝”二字。

　　“这就像让孤儿回家，让亲人团聚。缀合工作应当是我们所有研究工作的第一步，敦煌学大家姜亮夫先生很早就作出过这样的论断。”张涌泉说，囿于敦煌残卷分散在世界各处，难以汇集在一起，系统的缀合工作长期以来没能实现。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过去深藏在博物馆、图书馆的敦煌残卷纷纷影印出版。大量清晰的、彩色的敦煌残卷图版变得触手可及，让苦心孤诣的学者终于有条件投身这项史无前例的宏大“拼图”之中。

　　张涌泉团队冷板凳一坐十余年，对敦煌残卷进行系统全面的缀合，哪怕是片纸只字也不轻易放过。目前他们已缀合的写卷达5000号以上，写卷内容包括60多部佛经，所缀合的残片分藏四五家收藏单位的情况比比皆是。这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敦煌文献缀合，对敦煌学研究的深入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比如，我们成功地把3张分藏在俄、中、法的残片缀合在一起，不仅恢复了一个初步可读的变文文本，而且使我们得以走近古代变文作者，重构变文讲唱的场景，去拼接那早已消失了的古代文明。”张涌泉说。

　　残卷缀合工作还为人们理解敦煌的历史带来了全新的启示。张涌泉认为，敦煌藏经洞中的大量写卷，很可能在10世纪就已经残损了，这些古坏经文之所以被收集存放于此，是为了充作修补佛经的材料。而且各类材料分类包裹，井然有序，显然是为了利于开展大规模修复工作。佛经修补工作中断后，藏经洞也就被封存起来。这些文献虽然残损，但因其来源于“诸家函藏”，从而使其具有图书馆或百科全书的性质，有了更广泛更普遍的意义。

　　“经过多年的研究，我们现在判断25%以上的敦煌卷子、也就是超过17500号的残卷是可以缀合的。”张涌泉相信，在最新数字化技术支撑下，随着更清晰、更保真的彩色敦煌文献公布，残卷缀合工作将会取得更大的进展。新立项的《敦煌残卷缀合总集》，就是要系统总结敦煌残卷缀合研究理论，提出敦煌残卷缀合的方法和步骤，集成已有的缀合成果，并分门别类开展新的缀合工作，努力让失散的国宝都能回到自己的“家”。

　　记录文物“冷暖体征”，董亚波：

　　想让敦煌壁画再“活”一千年

　　莫高窟石壁上那些饱经岁月洗礼的壁画，是和敦煌残卷同等重要的文物瑰宝。然而，日复一日直面全世界的游客，加速了敦煌壁画的“衰老”。

　　每40名游客参观半小时，石窟洞内的二氧化碳值就会升高7.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温度升高4℃。这一连串连锁效应，会使许多壁画变色剥落。很长一段时间里，敦煌研究院的文保专家们只能定期巡查拍照，寻找文物伤害加剧的趋势。仅莫高窟南区就有近500个洞窟，靠人工巡查的压力非常大。

　　今天，当你走进莫高窟欣赏壁画，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在石窟壁上、角落里发现一些个头如小型手电筒的传感器——它们是浙大计算机学院董亚波副教授团队布设在这里的，实时监测石窟内的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记录着每一件文物的“生命体征”。

　　2006年，董亚波应敦煌研究院邀请第一次来到莫高窟，就接到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研制安装一套实时反馈的环境监测系统。莫高窟的传世之美由此成为他心中难舍的牵挂，一趟趟往返塞外和江南，他已坚持了15年。

　　“一开始，一切都困难重重。”董亚波说，洞窟十分狭小，且无线网络信号完全被遮挡；根据文保要求，洞窟内没有电源，不能搭设网线。这样的环境，怎么开展监测？

　　没有无线网络，董亚波就利用物联网技术，依托传感网络，让一个个传感器接力传递数据。不能配备电源，他就带领团队自行设计研制传感器，把个头按比例缩小，并尽可能降低能耗。

　　“环境监测数据每分钟要传输一次，我们就不断压缩传感器工作时间，让它在短短几十毫秒内完成寻找信号、接收上游传感器数据、寻找下游传感器、发送数据以及接收应答等动作，其他时间处在休眠状态。”董亚波说，最终的成果是，一个传感器靠两节五号电池就能工作整整一年时间。

　　传感器一个个安装起来，石窟环境监测数据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出。起初，它们显得异常“调皮”。可能今天调试完成，性能良好，到了第二天就突然不工作了。在最开始的几年里，董亚波团队每逢暑假就赶赴敦煌，一呆一个月。白天钻进石窟不断查找问题，开展技术迭代，让传感器物联网更稳定。夜晚就跑到沙地上，仰望银河，数星星，看流星。

　　“看到那么美的景致，保护那么美的壁画，好像一切都是理所当然。”董亚波说。

　　经过多年更新迭代，目前莫高窟有100多个洞窟安装了董亚波团队研制的500多个环境监测传感器。在敦煌研究院监测中心硕大的电子屏幕上，它们就是一个个闪烁的光点。绿点代表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正常，而一旦达到警戒值“爆红”，一连串的游客调度系统就将开启。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曾点赞董亚波团队：“做了一件对莫高窟非常有用的工作。”

　　十几年间，传感器采集的海量石窟环境数据都被保存了下来。“利用历史数据可以建立文物保存环境和文物本体状态的常态模型，为未来的文物风险预警提供重要的依据，因此这些数据价值巨大，可删不得。”董亚波说，这些数据现在都存储在云端，形成珍贵的“云档案”。

　　“借助云技术，我们想让敦煌壁画再‘活’一千年。”董亚波说。

　　从莫高窟到良渚古城，张秉坚：

　　为救治文物寻找“好药”

　　莫高窟自开创以来1600多年中，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各种因素，出现了诸多病害。为了延续壁画的寿命，莫高窟的文保工作者与国内外许多专家一道对那些不断劣化的壁画病害进行了一系列的治理和修复。这些保护措施和加固材料的状态如何？是否还在发挥保护作用？其中哪些方面还存在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对于壁画的科学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浙大艺术与考古学院文物保护材料实验室张秉坚教授今日回望，那段与敦煌研究院携手开展系列调查和实验室研究工作的经历，仍觉历历在目。

　　张秉坚从化学“跨界”到文物保护，多年来都在为救治文物寻找“好药”。这首先要了解“病人”。如果用了不恰当的修复材料，就会给文物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但实验又不能直接在文物上做。“为研究壁画病害机理，我们首要的工作就是模拟制作出与石窟壁画实际状况基本符合的样品。”张秉坚说，这意味着在材料和工艺上都要尽可能还原一千多年前的唐代风格。

　　当代的保护工作者细致重复着古人的步骤：选取与敦煌岩体相似的粗砂岩，在上面先抹一层掺有麦秸的较厚的粗泥层，再抹一层较薄的掺有细麻的细泥做出较光滑的平面并沾水抹平，最后刷一层由石灰和明胶水调配的白粉层，在其上涂绘颜料。

　　样品做出来后就投入破坏循环实验，直到模拟的病害状况和文物现场的实际现象基本相符，张秉坚团队准确地测定了各种性能数据。这种实验室模拟方法，之后在许多壁画文物的保护中都得到应用。张秉坚团队目前正与敦煌研究院一道，承担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华侍王府壁画的修复保护设计任务，就应用这一方法筛选壁画修复材料。

　　对张秉坚而言，在莫高窟探寻修复壁画之道，不过是他亲历的浙江和敦煌情缘的一部分；另一部分一直在良渚遗址书写。

　　早在2002年，敦煌研究院李最雄等专家就来到浙江，与我省文物保护工作者一道开展良渚遗址的保护研究，由此开启了对潮湿区域土遗址保护的探索。

　　“我们做了许多探索，提出了使用潮气固化有机硅材料、钙基液态水硬性加固剂、以及相变增湿等不少保护方案。”让张秉坚印象颇深的是，敦煌研究院原院长王旭东当时还是一位青年学者，他曾在良渚文物保护一线做了大量研究工作。

　　眼下，在张秉坚牵线协同下，敦煌研究院已经承担了非常艰巨的浙江良渚老虎岭、南部城墙两处考古发掘剖面土遗址的保护工程。

　　“二十多年来，敦煌和浙江的文物保护交流一直没有中断过。”张秉坚深有感触地说。

　　就像敦煌是一部无尽的大书，我们也难以尽数当代浙江学人投身敦煌文化保护传承和敦煌学研究的丰富实践——中国丝绸博物馆现在正和敦煌研究院合作推出长期丝绸展览，双方的研究成果弥补了丝绸研究这一敦煌学不可或缺之要项的空白；浙大数字考古团队以数字化技术重建莫高窟第220窟，让人在江南就能亲手触摸大漠黄沙中穿越千年的历史遗存；《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从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大英博物馆、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院等机构收集数以百计的敦煌藏经洞出土古画的高清图像，包括从未面世的绢画残片……

　　把莫高窟保护好，把敦煌文化传承好，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进步应负的责任。近代浙江学术所蕴含的“敦煌基因”，由挺身担当这一责任的历代学人不断发扬光大，已成为今日浙江文化大潮中一股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