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0月6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张瑾华）关于莫高窟人，国学大师季羡林说：前有常书鸿，后有樊锦诗。巧的是，两位都与杭州有关。常书鸿生于杭州，樊锦诗祖籍杭州。

　　长久以来，樊锦诗都很神秘。她将自己隐于敦煌绚烂的壁画图卷之后，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别说我了，还是说说敦煌，说说莫高窟吧”。

　　这一次，在杖朝之年，她终于决定在《我心归处是敦煌 樊锦诗自述》中，说出自己感人至深的人生故事。

　　这部厚厚的“樊锦诗自述”，是这位“敦煌的女儿”首度直面读者，敞开心扉，亲述自己不平凡的人生。

　　樊锦诗是出身优渥的上海娇小姐、北大毕业的高材生。人生本可以有无数条路，她却选择了最艰难的一条：在大漠深处，爬进黑黢黢的洞窟。她走过了莫高窟大大小小735座洞窟。

　　直到2015年，她终于卸任了17年之久的敦煌研究院院长。

　　曾经，“敦煌的女儿”这样的美名，让她倍感不安和压力。她也有她的复杂心情。她从未想过离开吗？不是。

　　在这部“自述”里，最感动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樊锦诗在五十多载的敦煌坚守中，那些犹疑和孤独的时刻。

　　1962年8月，她北大历史学系毕业实习，第一次踏上敦煌的土地。结果因为水土不服，实习没有结束就走了。当她得知自己和另一名男同学一起被分配去敦煌时，她当时并不想去。

　　在敦煌的最初日子，她想起上海和北京的景象，就会感到一种失落，“这种失落一直会把我拽到忧郁的深渊，我必须学会遗忘。我把临出门时我姐姐送给我的小镜子藏起来，不再每天照镜子。”

　　她在自述中坦陈心迹：“敦煌和北京、上海相比，确实是两个世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感到孤独。尤其到了春天，整天整天地刮风，窗外刮风屋内下沙。我常常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把我忘了，北大把我忘了，老彭把我忘了。望着窗外，我不止一次偷偷掉眼泪。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进石窟，我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老彭，彭金章，是樊锦诗的丈夫。在书中，她谈到了这段一生的爱情，她称之为：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我和老彭是大学的同班同学，我一直叫他‘老彭’，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白头发就很多。他和我们班同学的关系都很好，因为他办事认真，有责任心，给人的印象就是个热心诚恳、非常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毕业分配后，老彭去了武汉大学，我去了敦煌。那时候我们想，先去敦煌一段时间也很好，反正过三四年后学校就可以派人来敦煌替我，到时候还是能去武汉。北大分别的时候，我对他说：‘很快，也就三四年。’老彭说：‘我等你。’”

　　“1965年秋天，老彭主动来敦煌看我。那是毕业之后我们的第一次见面。”“那些日子，我带着他看了敦煌的许多洞窟。从考古到艺术，我们俩无话不说，一直说到深夜还觉得有说不完的话。但是关于我们的未来，谁也不敢轻易触碰。两个人相距万里，难道将来的每一天都要承受这种两地分离的痛苦吗？如果病了呢？如果需要人陪伴呢？如果有了孩子呢？许许多多的问题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1967年1月15日，樊锦诗和彭金章在武汉珞珈山结婚。

　　婚后的日子，如同牛郎织女，一个在武汉，一个在敦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分就是19年。

　　也不是没有解决分居问题的机会，可这时的樊锦诗犯了犹豫，既对老彭有感情，想念孩子，想去武汉；又对敦煌产生了感情，想留在敦煌，为敦煌干点事。

　　最后，老彭做出了调来敦煌的决定。“老彭说：‘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其实，如果老彭坚持不松口，我最后肯定只能妥协了，但他知道我心里离不开敦煌，所以他表示自己愿意离开武汉大学。”

　　等到樊锦诗一家真正聚在一起的时候，已经是1986年了，“老大都念高中了，老二也念完小学。老彭调来敦煌研究院，最初一段时间在兰州，因为两个孩子都在兰州上学，老彭为帮助孩子适应新的环境，他也在兰州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和孩子虽然不能天天见面，但至少可以利用到兰州出差的机会多和他们在一起，这个家就像个家了。”

　　8月24日，樊锦诗在敦煌捧起这部她与后辈顾春芳共同完成的书稿，无限感慨，往事历历在目。“在那天晚上，她对我说，其实她有几次想过离开敦煌。我问她：最后为什么留下来？她说，这是一个人的命。”本书的撰稿者顾春芳回忆说。

　　樊锦诗对后来到敦煌莫高窟工作的年轻人们，有这样一番话。她对他们说：“年轻人有三条道路可走。一条是黄道，一条是白道，还有一条是黑道。黄道是做官，白道是发财，黑道就是做学问，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到了敦煌你就只能走黑道了，没有那两条道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