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意义]

　　《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出版发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传播了真理火种，将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思想、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志著作传入中国，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为大批杰出革命志士的成长、为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发挥了重要的助航、铸魂、发力作用。

　　信仰的力量，从分水塘这个小小村落散发，席卷华夏，像一颗火种开始燎原。

　　陈望道故居，位于距义乌市区30多公里的城西街道分水塘村。

　　100多年前，一间柴房里，一位青年在忽明忽暗的油灯下，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这本小册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星星之火 点燃革命

　　村因塘得名。分水塘村名早在清代已有文献记载。在这个四面环山、风光秀丽的小山村，有一口不大的水塘，此塘中的水从两边分流出去，东南一路留在义乌，西北一路流入浦江县境内，分水塘因此得名。

　　自古以来，分水塘虽然只有一条山道南北可出，但北通浦江、诸暨，南达金华、兰溪，是通衢大道。分水塘地势较高，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是军事要地。抗日战争时期，分水塘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金（华）义（乌）浦（江）兰（溪）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域，也是抗日武装第八大队主要活动地区之一。

　　村因人而扬名。陈望道的祖祖辈辈耕种于斯，生活于斯。直至祖父辈，仍以务农为主，同时开始兼营靛青制作和买卖，又从事染坊行业。由于经营有方，积攒了一些家产。陈望道的父亲陈君元读书不多，思想却非常开明。他变卖田产让子女走出山村求知问学，不仅送三个儿子上了大学，还不顾村里守旧派的非议，毅然将女儿也送到县城女子学校去读书。他克勤克俭，在清宣统元年建造了一幢楼房，也就是现在的陈望道故居。

　　陈望道故居为前廊式天井院结构的砖木建筑，坐北朝南，呈“凹”字形布局，一进五开间，前设弄堂，左右各两间厢房，中间是一个小天井，天井用条石铺地。石库门上方横匾题“桂馥兰馨”。宅前有个小花园，园路铺鹅卵石，四周围墙，南面门庑开院门。由汪道涵题写的“陈望道故居”匾额挂在大厅中央。

　　故居内“陈望道生平事迹展”用大量的珍贵图片和文字资料，展示了陈望道辉煌的一生。

　　西厢房西面有柴房一间，陈望道就是在这间柴屋中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它创造了党的历史的思想起点，影响了无数激进民主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由此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让苦苦思索中国出路的先进分子，从中看到了希望，感受到真理的力量，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和出版，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进程。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人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第一个早期党组织。1921年，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成立，陈望道为第一任书记。

　　2021年5月25日，在分水塘村口广场，浙江师范大学师生用歌舞展示信仰的力量。 拍友 王志金 摄

　　激情岁月 忘我翻译

　　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宣言》，陈望道并不陌生。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陈望道留学日本时，就结识了日本进步学者河上肇、山川均等，阅读过他们翻译的部分马克思主义著作。“五四”前后，他也曾在《每周评论》《国民》等进步期刊上阅读过《共产党宣言》零星摘译。只可惜，《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一直阙如。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回国后，陈望道受聘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任国文教员，与刘大白、夏丏尊、李次九等新派进步教员一起，积极支持校长经亨颐的教学改革，支持进步学生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活动，受到反动当局和守旧势力的仇视。1919年11月,《浙江新潮》第二期刊出一师学生施存统《非孝》一文，成为浙江“一师风潮”的导火索。以“挽经护校”为号召，以维护新文化运动为斗争内容的“一师风潮”，是五四运动后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浙江的继续，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浙江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为革命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骨干。

　　1920年初，受到“一师风潮”洗礼的陈望道，接到上海《民国日报》社经理兼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的来信。邵力子在信中称，《星期评论》周刊主编戴季陶请陈望道为该刊翻译《共产党宣言》，同时还捎给他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和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

　　精通日语、英语，又有出色汉语功底的陈望道，一口应承译书之请。陈望道后来回忆：“当时社会上有各种思潮，因为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所以就答应翻译了。”

　　1920年2月中旬，陈望道回到了分水塘村。为避免打搅，他带着几样简单的生活物件和文具，在离住宅不远处的柴屋内暂居。柴房里既没桌子又无床，他就把一块铺板架在两条长板凳上，工作时，把文房用具摊在铺板上，潜心工作；困了乏了便往桌板上一躺，权作休憩。陈望道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孜孜不倦，除了短暂的睡眠，再无分神之事。就连一日三餐和茶水都由母亲送入房中。

　　有一天，陈望道母亲特地包了粽子，配了些家乡特产红糖，给陈望道补补身体。他母亲把粽子和红糖送进去后，过了一会儿，在屋外问道：“是不是还要加点糖？”就听陈望道说：“够甜，够甜了！”等到母亲进去收拾碗碟时，只见陈望道满嘴都是黑乎乎的，原来他把砚台里的墨汁当作红糖，拿粽子蘸着给吃了！

　　就这样，陈望道忘我地一字一字斟酌和推敲，历经3个多月，终于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全文翻译工作。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正式公开出版，迅速风靡神州大地，受到先进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热烈欢迎。初版的1000册，很快售罄；次月重印的1000册，也很快被抢购一空。到1926年5月，共出版了17次。北伐战争中，曾有一个时期在军中散发此书，人手一册，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许多有识之士对《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交口赞誉。周恩来同志在1949年7月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当着代表们的面，对陈望道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

　　崇高信仰 终生不变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没有任何中译本可供参考，当时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字也不多，但他还是较为准确地表达了原著的含义。如《共产党宣言》中的Bourgeois和Proletarians两个词，日文版中译作“绅士、平民”，陈望道译为“有产者、无产者”，显然更符合《共产党宣言》的主旨。

　　陈望道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人，从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里，随处可见一些白话文修辞风格的精彩语句，如“宗教的热忱，义侠的血性，儿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陈望道之子陈振新回忆，父亲治学之严谨，甚至有些“刻板”，有时为处理一个辞格，搜索一个例证，可以整夜不睡；为引用一个材料，不惜把整套丛书买下来。据不完全统计，为撰写后来被学界奉为中国现代修辞学奠基之作的《修辞学发凡》，陈望道引用了250部书，参阅了170多篇论文。

　　作为一代学术大师，陈望道不仅因为《修辞学发凡》而成为我国修辞学的奠基者和泰斗，还是《辞海》的总主编，而且在哲学、美学、逻辑学、新闻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都颇有学术成就，著有《作文法讲义》《美学概论》《因明学》《文法简论》等学术经典。

　　回顾陈望道的一生，声名远扬、荣誉甚多，但对复旦师生而言，他更为亲切的身份则是抗战时期与学生共患难的复旦新闻系主任，新中国成立之后复旦大学首位校长。

　　1920年陈望道走上复旦大学讲台，中途因保护学生被迫离开近10年，后担任校长25年。在校期间，陈望道一直致力于新闻学的推广与发展，不但一手促成了复旦新闻系的成立，还广开研学，引入新思想，创办新闻馆，使其成为该校民主力量最强的一个系。

　　在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复旦大学随着国运坎坷而颠沛流离。1937年上海沦陷后，复旦大学部分师生被迫迁至重庆。可战火连绵，再次殃及学子，敌机再次炸毁了部分校舍。为了解决学生的学习场所问题，时任复旦新闻系主任的陈望道，发起面向社会募捐的新闻馆创建计划，四处借钱筹款。

　　为了节省时间，他每天都是买个烧饼、喝杯水就算吃饭了，晚上则睡在朋友家的床板上。一年后，一间面积400平方米的新闻馆终于落成，“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在这里，陈望道带领复旦学子“宣扬真理、改革社会”，鼓励学生“有胆有识、学有专长”，用自己的力量向时代发出怒吼。直到1946年6月，复旦大学终于迁回上海。

　　回迁后，为保护学生和校园，陈望道挺身而出，带领上海地区大专院校教授成立了“大学教授联谊会”，配合中共地下党保护进步学生；带领复旦大学师生员工成立应变委员会，努力做好护校工作，以迎接解放。

　　1947年5月30日，国民党当局搜捕进步学生，复旦新闻系左派学生何晓沧躲进了陈望道家中。时任新闻系主任的陈望道，坐在楼下客厅看报纸，一直守到特务后半夜撤走……

　　解放后，陈望道历任复旦大学校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兼上海市委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常务委员等职，曾任第一至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1977年10月29日，陈望道因病逝世，享年86岁。临终前，他把毕生积蓄的22万元人民币，作为党费全部交给党组织，以此践行他终生不变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