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8月3日讯 突如其来的大雨没能阻挡一群老人的脚步。他们都已七八十岁，收到钱报和嵊州市越剧团的联合邀请，赶来观看这场演出——五六十年前，他们都长期在青海等地，从事原子弹研究，是剧中男主人公原型王荣浩的同事。完成任务后，他们分配到浙江工作，并成立了一个原中国物理工程研究院在杭同事的联谊会。

　　演出晚上十点多才结束。老人们还是看完了，没有中途离开的。谢幕时，掌声四起，这群曾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共同奋斗的老人，也一同登上舞台，收到观众献上的鲜花。

　　台上，演的是老同事的故事；台下，讲的是他们这一代核弹人的青春、爱情与初心。

　　新婚次日

　　他就告别妻子出发

　　戏里，余家平在新婚第二天，就告别了爱人阿楚，执行“特殊任务”；

　　戏外，一直从事核武器研究的陈国泉也曾在新婚第二天，离开了自己的爱人。

　　1968年，陈国泉和李师兰完婚，是邓稼先做的主持人。陈国泉发完喜糖就被叫了出去，邓稼先简单交待：“有任务，明天就出发。”

　　李师兰不知道新婚丈夫在做什么，只知道第二天，他就背上行囊，离开了自己。

　　这，只是两人漫长两地分居的开始。

　　李师兰怀孕的时候，陈国泉不在身边，就连临盆，他都差点错过，最后还是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特批了假期。

　　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陈国泉没回来。1969年，随着三线建设需要，陈国泉所在的单位按要求迁至四川绵阳——一条地图上都没有标记的山沟里。李师兰只能带着刚出生的老二，来到绵阳。一张桌子，一张床，就是全部的家具。李师兰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包揽下这个家的全部家务。一年中，陈国泉的唯一一次回家，打蜂窝煤、种地和搭鸡窝。他把妻子不能干的活都干了，再除去路上来回的时间，真正和孩子相处的时间，11天的假期大概也只剩下了两三天。

　　1969年到1981年，陈国泉在山沟沟里待了12年。除了偶尔几次探亲，陈国泉几乎都没有回过老家。

　　亲戚发来电报：父亲中风瘫痪在床，母亲总记不起事，亟需照顾。陈国泉陷入两难，最后经组织同意，他回到杭州，终于可以和爱人在一起生活，从事人口普查和经济调研工作。

　　临行前，邓稼先嘱咐陈国泉，换了岗位，依旧要发挥两弹一星人的精神。

　　到了家，还没来得及享受二人时光，夫妻俩就要面对四位重病的老人——除了父母，陈国泉的岳丈、岳母也罹患了严重的肺病和肿瘤。直到2009年，四位高龄老人相继离世，他们仍然不知道陈国泉曾是两弹一星建设的参与者之一。

　　分隔异地

　　他时刻置身危险中

　　戏内，阿楚为了三年未见的丈夫，奔赴青海晏阳三千里寻夫；

　　戏外，许锡章曾收到过爱人来寻亲的电报，她也是根据一个信箱号，就跑来了青海。

　　“我们简直跟剧里一模一样！”许锡章当时在青海研究原子弹，爱人下了火车，等许锡章来接她，“青海那么大，她找不到我的。我去火车站等她，这才相见。我们也是坐着卡车，一颠一颠地来到我工作的地方住下。”他笑着回忆。

　　戏中，男主角余家平身边的战友相继因为意外牺牲，让许锡章不禁回忆起自己身边，那些因为核事业付出生命的队友们。许锡章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爆炸流体力学系毕业的，他曾上过钱学森的一门“星际航行概论”。一毕业，许锡章就奔赴青海，加入了核武器研究的行列。“我们其实已经很小心了，但意外总是会发生。”

　　许锡章所在的部门叫实验部，原子弹有了理论设计后需要实验检验，这也就意味着，部门每个人都时刻暴露在危险中。比如爆破司令刘桂生在照例做爆破实验插雷管时，雷管突然爆炸，炸断了他的手指。“把他们的事情讲出来，把他们的名字告诉大家，是我的职责。他们是具有科学创新和奉献精神的朝气勃勃的年轻科学家。”许锡章有些激动，“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都很有理想，一纸调令，我们就为核事业付出了青春和热血，一心想把原子弹搞出来。”

　　婚后37年

　　她才清楚丈夫的职业

　　戏内，婚后多年，直到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阿楚才猜测出余家平从事的工作；

　　戏外，任笑影则在婚后37年，才第一次听说丈夫所从事的工作。

　　“想起我们的恋爱、结婚，你还后悔吗？”——2007年，陈福民小心地问着妻子任笑影。

　　这一年，任笑影才知道，为什么恋爱时的他总问：“将来不后悔吗？”又为什么他们的新婚如此艰难。他们在1968年一见钟情。那时，陈福民已经参加了“两弹一星”的工作。见面之后，他只能和远在西子湖畔的任笑影通信抒情。

　　上不可告父母，下不可告子女，夫妻也不能相告。组织上的严格规定，到了1970年的关键时刻再次加强。

　　但偏偏是这一年，他们结婚了。

　　一次，任笑影坐上火车后，电报才送到陈福民手里：“任笑影乘坐某次火车，将抵达兰州，请去迎接。”

　　兰州，是那两年陈福民的收信地址，但他的工作地点却在“多巴营房”，位于青海。即便陈福民马上出发，也得先去往西宁，再转车抵达兰州。就算能赶上最快的一班车，也得比任笑影抵达兰州晚一个多小时。

　　急中生智，陈福民给兰州火车站发出电报，请求工作人员广播：“杭州来的任笑影请在车站候车室等我来接！”

　　然而，任笑影没有出现。他在兰州开始了八小时的寻找。凌晨5点，陈福民心里哀叹：“我把我的新娘弄丢了！”

　　这时，却听到了任笑影的呼唤：“福民——”原来，任笑影没有听到广播。同车厢的几位女青年带着任笑影在旅馆住了一夜。天还没亮，任笑影便来到了火车站，这才遇上了陈福民。

　　新婚是在多巴营房附近的屋子里举办的，新房里只有两张钢丝床拼成的大床，一个煤球炉，以及陈福民亲手写的对联。白天，陈福民外出。夜里，任笑影烧好了饭菜，等着他回家。这样的“蜜月”持续了六天，新的命令便下来了：工作人员去往四川“拉练”，家属次日一早离队。他们用眼泪结束了新婚共处的最后一夜。

　　2007年，任笑影已经61岁了。她同陈福民参加我国氢弹首爆成功40周年纪念庆典，第一次听到陈福民的工作。距离新婚过去了37年，任笑影推了推陈福民，只“抱怨”了一句：“哎，你怎么都没有告诉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