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的门口，望向天目山路与杭大路交汇处——这里人来车往，繁忙异常，但因一座红绿灯装置，一切行止有序。

　　这座红绿灯，最初由王锦光先生多方奔走才得以设立，是他当时作为区人大代表为群众做的一件留存至今的实事。

　　不过，对于王锦光先生而言，这仅仅是他89年人生中的一件小事。

　　如同对一座红绿灯的习以为常，学界之外的普罗大众，对王锦光这位中国物理学史研究与教学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著名的中国物理学史家恐怕不甚了解。

　　翻开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科学技术与文明传承：王锦光先生学术文存》（以下简称《文存》），由其中收录的75万字去靠近先生的学术与人生，足以感受这位大家的魅力扑面而至。

　　如今，《文存》已经被放到了王锦光在温州的老宅，即现在的温州朱自清旧居陈列馆。

　　1923年春，朱自清应聘来到温州，担任浙江省立十中（温州中学的前身）国文教员，当时，他就租住在王锦光先生的老宅。那时王锦光才5岁，但是他永远记住了仁慈而勤奋的朱自清先生的印象。

　　为什么投身古代科学史

　　《文存》中收集了王锦光的百篇重要论著——从1954年发表的“《梦溪笔谈》读后记”到1998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科学史纲·物理学史纲》，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

　　这些论著凝聚了王锦光及合作者五十多年的心血，是物理学史和科技史研究领域的宝贵财富；更为难得的是，其可读性非常强，即使普通的阅读者，也可以通过先生的书写，去了解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那些人，那些事，以及人与事背后所蕴含的中国古代科学的根脉和开拓创新的精神。

　　不久前，因为这本书的出版，王锦光的家人、弟子与来自各地的学者汇聚杭州。先生故去已13年，但在大家的回忆中，音容清晰如昨。

　　王锦光为什么要投身科学史研究？在《文存》中就有答案。1954年，王锦光读到了竺可桢先生的一篇文章——《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发表于1954年8月27日），他非常认同竺可桢的观点：“他说有人评论中国科学史，说中国科学不行，科学上的成就微不足道。竺先生提出，要把这件事情搞清，就一定要研究中国科学史。”

　　事实上，类似的偏见在今天依然存在。《文存》成书，只要读者有心阅读，便可因此消解之前的所有成见，形成不卑不亢的认知。

　　正如王锦光的弟子、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李磊在回忆文章《吾师锦光》中说的那样：“王先生的教育在最大程度上使弟子免于陷入好大喜功、夸夸其谈的‘学问’……中国古代文化有它的目的、它的方向和方法。在不理解这些东西之前，我们不会轻率地问一些‘中国古代的科技和西方古代的科技谁更发达’‘中国的科技后来为什么不发达了’诸如此类并不内含历史感和民族感的空洞问题。”

　　那些杭州的古代科学家

　　王锦光的笔下，中国历史上颇有建树的科学家群星闪耀，比如沈括。

　　提及沈括，很多人会随之喊出《梦溪笔谈》，但是，多数人对于沈括和他的著作，只是停留于教科书上的那几句话。王锦光的物理学史研究以《梦溪笔谈》为开端，而且，《文存》中数次写及沈括，原因就在于其在中国科技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生活于近千年前的沈括，是杭州人，虽异地为官，但沈括一生中曾多次回到杭州，浙江山水之中留有沈括的许多足迹，他的许多研究、考察和科学成就是在故乡完成的。

　　王锦光认为，沈括在物理学、数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医学等方面有重要的成就和贡献，在化学、工程技术等方面也有相当的成就，贵在一个“博”字。

　　《文存》中写道——《梦溪笔谈》现存最早的刻本、也是当今的孤本，是元大德九年(1305年)茶陵陈氏东山书院的刻本，此书原被香港的一位藏书家所收藏，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1965年11月，此书归还到人民的怀抱中，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文存》内页

　　正是《文存》，让我们对杭州人沈括有了全面的了解。如果单从我们所在杭州说起，王锦光专门介绍的黄履也是杭州人，她是清代中叶卓越的女科学家，生在19世纪初，家住当时杭州府府城湖墅的枯树湾。

　　黄履的动手能力非常强，她喜欢做实验，制作仪器。其中，最重要的创作是千里镜。清代陈文述所著的《西泠闺咏》中说：“千里镜于方匣上布镜四，就日中照之，能摄数里之外之影，平列其上，历历如绘。”

　　王锦光认为，千里镜其实就是当时所谓的“取景器”（“景”就是“影”，“取景器”就是没有装照相片的“照相机”）与望远镜相结合的装置，能摄取远距离景物之象，已孕育了天文照相机的特点，为天文照相机的祖先。

　　在欧洲，天文照相也只是1839年以后的事。所以，黄履的千里镜（远程取景器）是当时一件新颖的创造发明。

　　除了科学家的身份，黄履还多才多艺，她还是当时杭州有名的女诗人，且懂得音律。

　　只是，她的著作《诗词稿》《琴谱》都已失散。

　　走进被忽略的历史片段

　　无论治学还是做人，王锦光先生都对弟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文存》的最后，收录了先生友人与弟子的回忆，读来令人感慨万千。

　　李磊说，他与师弟们在读书的几年间，和先生一起登遍了宝石山、栖霞岭、葛岭、玉皇山和吴山的每一条小路，甚至无路之处也去探了，先生的某一堂课，可能就是从身边所见生发，讲史论学，追溯到时光的深处。

　　1984年某个秋日，李磊至今印象深刻。先生就是从初阳台的一幅楹联——晓日初升荡开山色湖光试登绝顶，仙人何处剩有楼台丹井来结闲缘——开讲“中国科技史”之“炼丹”。

　　“于是，由初阳台而抱朴道院，由抱朴道院而抱朴子，由抱朴子而葛洪，由葛洪而炼丹……那一堂课，在当时也并未觉得怎样，但十几年来，却总是不时想起。”李磊说，王锦光先生的课，使人愉快，其原因是“他为人自然，是一种虚怀若谷的博大。”

　　除了学业，王锦光对弟子的生活也相当关照。

　　李磊还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他外出后回到宿舍，见门上贴着先生写的字条：“叫我到他家吃年夜饭，然后我又途经书店和食堂，书店和食堂的人都对我说，你的导师叫我们转告你到他家吃饭。想到先生知我经常出没于这三个地方，而他在大年三十也来出没了一回。”这让离家乡几千里的李磊，心中禁不住涌起暖流。

　　“要不是入了先生门下，我怎么会知道在宋末和明末有那么一大帮王子，或组织学术团队，或躲进深山钻研科技，从天文到光学，从数学到乐律，从医学到本草；我又怎么可能知道，中国古代有许许多多蔡邕、秦九韶那样的人，诗词歌赋、骑马射箭、天文数学……个个都是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又怎会去读一本歌咏历代杭州女性的诗集（《西泠闺咏》)，上面记录了一位清代少女把望远镜和取景镜装配在一起，完成了远程照相机的光学设计。”

　　在李磊看来，这些被忽略了的精彩片段，实为中华文明历史的血与肉：“而我却得以在先生影响下读之，既杂且博，而读后造成了一种融汇的理解。”

　　基于这种理解，再看历史，将是全新的眼光。对于李磊来说如此，对于读《文存》的读者来说，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