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国际论坛上，浙江经验引人瞩目—— 以制度创新规范数字经济“赛道”

　　浙江在线5月31日讯（记者 钱祎 沈晶晶 见习记者 郑铭磊）到杭州旅游，10秒找空房、20秒景点入园、30秒酒店入住，一部手机走遍全城……近日，由最高人民法院举办的数字经济法治论坛在北京、杭州两地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这段仅仅几分钟的开幕式短片，吸引了嘉宾们的目光。

　　从杭州的吃住行游，缓缓拉开视线，一个漫卷数字风云的世界展现在眼前：伴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由此引发的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日益凸显，给各国带来一系列风险和挑战。就这些议题，来自15个国家、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代表以视频会议的形式“云聚”，共同探讨数字经济治理难题。

　　如何以法治创新推动数字经济规范发展？浙江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在数字浙江、法治浙江建设中，探索出一系列走在全国前列的经验和创新做法，发出了影响世界的“浙江声音”。

　　新规则应对新挑战

　　数字经济法治，拆开来，每个词汇都是一个专业领域，合起来，又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购物平台强制“二选一”，有没有侵犯消费者权益？个人信息过度搜集，算不算违法？你的数字资产，家属能不能继承，又该如何继承……

　　正如论坛上不少专家指出的，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推动了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数字经济更成为支撑社会运行、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在浙江，2021年全省网民规模达到5506.7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84.2%；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8348亿元，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7.1%。

　　但数字经济在推动生产、生活方式深刻变革的同时，也带来全新的法律挑战，衍生出个人信息和隐私、数据权属交易、网络平台治理、互联网竞争秩序、信息网络安全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发言中，加勒比法院院长阿德里安·达德利·桑德斯，就讲述了当地发生的一起案子，英属维尔京群岛一家法院去年受理的债权纠纷案，涉及一笔加密数字货币。

　　公司破产清算时，加密数字货币是否应被视为财产？目前尚无任何法律明确这一问题。“司法回应因缺乏有力的立法框架受到阻碍。”桑德斯说，这意味着，法院仅能运用现有原则、补救方法和工具来解决这些新型法律问题。

　　浙江数字经济在高速发展中，也遇到了类似问题。近年来，为让不适应市场竞争的企业通过破产清算有序退出，让仍有市场价值的企业破产重整盘活资源，包括企业数据和数字资产等，全省法院创新破产程序，并率先建立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机制，出台相关工作指引，为制度立法打下实践基础。

　　2021年3月，《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施行，诸多前瞻性制度设计，搭建起浙江数字经济发展的“四梁八柱”。这次立法探索，也为国家出台数字经济相关法律提供了参考，许多内容在国内创下多个“第一”：比如首次明确数字经济的法定概念，首次对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作出法律界定等，使数字经济发展有了法治保驾护航。

　　数据，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也容易发生权属、交易等纠纷。不久前，备受瞩目的《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正式实施，这是全国首部公共数据领域的地方性法规。

　　全文不到万字，管理的却是海量数据。截至今年3月，浙江省级公共数据平台已归集省级公共数据800多亿条，共享调用700多亿次，开放数据集近2万个……公共数据跟每个人密切相关，并不断增长，浙江数字化改革积累的诸多经验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让沉淀的公共数据“动起来”，实现共享和开放。

　　在这些大背景下，依法利用、依法管理，是一大热点和难点。浙江的做法是，通过法规明确要求，省、市两级公共数据主管部门会同相关机构制定年度公共数据开放重点清单，优先开放与民生紧密相关、社会迫切需要、行业增值潜力显著和产业战略意义重大的公共数据。

　　有关话题也在论坛现场引起热议。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刑庭庭长迈克尔·莫雷诺说，数字经济时代的法律法规需要调整观念，必须保证建立并实行的法律机制遵循高效、可靠、透明、适当、举证自由以及简洁等多项原则。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科技物流司司长沙米卡·西利曼则表示，亚太地区仅有57%的国家颁布了隐私和数据保护的相关法规，加强国家机关制定和执行新法规的能力至关重要。

　　从上层建筑着手，制定新规则，以应对数字经济的新挑战，已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新改革引领新发展

　　在给数字经济定义的过程中，全球曾有很多激烈讨论。

　　浙江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以数据资源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新经济形态。

　　数字经济浪潮下，司法机关应如何促进数字技术与司法工作深度融合？在司法模式方面产生哪些数字化创新？

　　中外专家们围绕数字技术在司法领域应用与规制、数字经济法律问题的司法回应、数字时代下诉讼模式的创新与变革等话题，在论坛上进行了深入研讨。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占国介绍了浙江法院的实践经验，近年来，浙江在网络司法拍卖、庭审记录改革、网上多元解纷等方面有大量探索，特别是2017年8月设立了全球首家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开创了“网上纠纷网上解”的互联网司法新模式。

　　5年来，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批有重大影响的数字经济纠纷案件，通过个案审理提炼裁判规则，指引价值判断。

　　“小猪佩奇”是英国一家公司的美术作品，版权由该公司和另一家英国公司共同拥有。2018年5月，这两家公司发现，汕头某电商公司在网上大量销售印有佩奇形象的玩具且标明“正版授权”。这是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一起典型案例，此次也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的论坛主旨发言中。

　　“中国法院大力推进互联网审判专业化建设，通过设立互联网法院、组建专业化审判庭、合议庭或审判团队，完善配套工作机制，依法公正高效审理一批具有规则确立意义的涉数字经济案件，更好发挥司法裁判的引领规范作用，比如审理‘小猪佩奇著作权案’等涉外案件，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利，深度参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周强说。

　　该案最终判定被告方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版权方15万元。

　　依法公正裁判，为数字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明晰规则，引导数字经济在法治轨道上健康有序发展。

　　在创新裁判方式上，不少专家都提到了“无纸化”。摩洛哥王国最高法院第一院长、最高司法权力委员会主席代表哈米德·阿卜德纳巴维说，摩洛哥司法机关从数字化成果中受益良多，目标是要建立数字法院，实现司法档案无纸化。

　　“俄罗斯在2006年就迈出电子司法和数字化的第一步，在无纸化转型方面取得进展。”俄罗斯联邦法官委员会主席、大法官维克多·莫莫托夫说，他们在司法自动化系统中创建了一个“电子司法”模块，对防止职权滥用和人为错误有重要作用。

　　2018年以来，浙江法院整合了原有的84个业务系统，建成“一体化办案办公平台”，打通了所有服务事项和办事流程，实现全省106家法院、1.5万名干警在同一平台上办案办公，为150多个业务场景提供系统服务和强大支撑。

　　无纸化办案率在浙江已达99%，办案效率提升14.1%。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浙江法院首创的异步审理模式，打破了传统诉讼模式的时空限制，当事人可不同时、不同地、不同步参与诉讼活动，提升了司法为民温度、公正速度。

　　除此之外，浙江还在2017年10月推出“移动微法院”，实现“指尖诉讼、掌上办案”。针对金融借款纠纷，浙江开发了一款AI法官助理“小智”，智能分析案卷材料、实时归纳争议焦点、同步制作裁判文书，为法官裁判提供智力支持。

　　法治是经济社会运行的“底线”。数字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都要契合法治轨道。截至2021年，中国网民已达10.32亿，网络零售额连续9年全球第一。全方位全领域的改革，引导数字经济法治化发展，让数字经济发展成果造福全球。

　　新技术赋能新治理

　　尽管立法和司法领域，已对新经济模式、生产消费模式作出了快速反应。但作为上层建筑，法律不可避免有一定滞后性。

　　此次论坛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第五巡回法庭庭长沈亮提到，相较于传统行业，互联网行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更为普遍和隐蔽。

　　像广为人知的算法，社交平台、搜索网站等借助这一技术，肆意收集个人信息、监测个人行为，以此进行画像，用于定向推送广告等。而数以亿计的用户，或毫无感知，或被迫忍受，即使诉诸法律，也面临举证难、维权难的困境。

　　对此，论坛上不少专家认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既需要法治变革，也对社会整体治理模式优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也就是说，各地不仅要健全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也需加快建立协同监管、预防监测等机制，不断健全完善政府、平台、企业、行业组织和社会公众多元参与、高效精准的治理体系。

　　小小外卖，是杭州90后张峰枫这3年的生计来源，也是烦恼来源。作为一名外卖小哥，他每月最高能有1万多元的收入，但骑行路上，他却时刻担心，下一单外卖能不能及时送到，更害怕哪天摔伤后，因为没有社保，无法负担医疗费用。

　　如何让新业态从业者干得安心，让互联网平台行稳致远？浙江借助数字技术之力，开创数字经济治理全新路径。

　　一个“浙江外卖在线”应用，整合市场监管、公安、人力社保、卫生健康等多个部门职能，实现了从后厨到餐桌、从加工到配送、从线上到线下、从商家到骑手的全链条闭环管理。“派单和配送时限更合理了，受了工伤也能在线申请处置，少了后顾之忧。”张峰枫说。

　　不止如此，从“浙江消保在线”到“浙江公平在线”，从“浙江知识产权在线”到浙里“反电诈”，一个个数字化应用，直面群众和企业最迫切的需求， 推动监管、保障、服务等机制创新，重塑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效能。

　　参加论坛的中外专家也关注到了浙江探索，纷纷表示赞赏。现场，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提升治理效能中的力量。

　　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的司法大数据平台，通过各类数据的有效汇聚、分类、校验，分析矛盾纠纷发展趋势，目前已累计形成社会经济运行报告1000余份，为促进社会治理、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不断涌现之下，针对数字经济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蒙古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达木丁·钢照日格期待，各国共同合作关注滥用数字化技术的后果以及如何避免滥用问题，提议建立一个开放的电子平台，以便各国及时分享经验。

　　李占国在发言中，对正在建设的“全域数字法院”寄予极大期待。他说，“汇聚的案件信息成为反映社会动态的重要数据资源，有可能推动法律对社会的调整，由事后救济和修复转向事前规训和塑造。”

　　数字化、信息化、互联网、电子商务以及加密数字货币的出现，使全世界贸易关系的拓展不再受限。变“治已病”为“防未病”，正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征之一。

　　面对数字经济治理的共同责任，浙江正和世界各地一起，为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不断贡献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