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余件红色档案见证光辉历史 在记忆深处，寻访红色根脉

　

　　记者 王佳 通讯员 袁圆 毛芳芳

　　“王家谟烈士手迹”“冯和兰烈士狱中书信”“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进军浙江解放各城市经过要图”……近日，宁波市档案馆联合区县（市）国家综合档案馆，集中公布了一批馆藏的红色档案。

　　这批档案共计500余件，再现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全民族抗战与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坚守初心使命，谋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壮阔图景。

　　翻开一页页泛黄的纸张，我们循着历史痕迹，重温档案里的“红色记忆”。

　　红色档案记录了什么？

　　有初心印记有家国情怀

　　“浙江小同乡”，这是1927年1月在上海参加党训班时周恩来对王家谟的爱称。王家谟，中国共产党象山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共浙江省委代理书记，牺牲时年仅21岁。

　　象山县档案馆珍藏着他手写的《国民革命与农工运动》。文章中，王家谟旗帜鲜明地指出：“最有革命（性）的农工阶级，占最大多数人口的农工阶级，是国民革命的成功的战士！”这篇闪烁着马列主义光芒的战斗檄文，是当时颇有影响力的批判反动思潮的文章之一。

　　年轻的王家谟能写出《国民革命与农工运动》绝非偶然。在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对理想信仰坚定如磐。当中国革命跌入低谷、白色恐怖笼罩各地之时，王家谟依然坚持去一些县市了解情况，整顿和恢复党的组织，开展工农运动。

　　在他身上，始终保持着中国共产党一大优良传统——非常重视理论学习和社会调查。早在1925年，他就深入农村，与贫苦农民、木匠等促膝长谈，历时数月，写出《农民调查》《经济破产之象山社会状况》等调查报告。上调浙江省委后，他也不忘做社会调查，代表省委向中央写出1.7万余字的《七月份报告书》，详尽分析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浙江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尤其是在“农村状况和农民运动”部分，分析得更加细致入微。

　　每一份档案背后，都有一段独特而深刻的历史记忆。

　　在鄞州区档案馆，珍藏着一封著名革命家沙文汉写给大哥沙孟海的家书。出生于鄞县塘溪镇的“沙氏五杰”，老大沙孟海，成长为一代书法大家；老二沙文求、老三沙文汉、老四沙文威、老五沙文度，在母亲陈龄的支持下，相继参加革命。

　　1928年，沙文求不幸被捕。此前，他前往广州支援北伐，随后又参加广州起义，两年间数次逃过敌人追捕。哥哥沙孟海曾写信劝其回上海避险，但他仍坚持斗争。审讯中，面对酷刑，沙文求视死如归、坚贞不屈，不久被敌人杀害于广州红花岗，年仅24岁。

　　沙文求的壮烈牺牲，使全家陷入了巨大的悲痛，沙孟海因自责没有照看好二弟而痛不欲生。1928年底至1929年6月，沙文汉强忍伤心，连续去信劝慰大哥，这封家书就是其中之一。

　　信中写道：“仲兄留粤不归乃致于死非兄之过。”“仲兄之为人也，重于精神而轻物质。”，字里行间，有对大哥沙孟海的宽慰，也有对二哥沙文求献身革命的充分理解和坚定支持，深深的家国情怀溢于纸间。

　　红色档案从何而来？

　　有官方保存有民间捐赠

　　这些珍贵的档案，源自何处？如何流传至今？

　　据市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该馆现存的革命历史档案是原宁波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移交过来的。

　　原宁波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成立于1957年1月，由地委常委委员陈布衣具体负责领导。据介绍，此项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从上到下成立组织，抽调力量研究情况，制定计划，并在机关干部中开展宣传、访问；第二，在农村全面开展征集工作，特别是革命老区，利用各种形式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通过小组座谈会、写信联系等方式，向老同志了解各地党的历史；第三，由农村转入城镇，请机关及社会各界人士撰写回忆录，提供线索，同时整理大批旧政权档案，从中寻找革命历史资料。

　　“在此基础上，边收集边整理，逐步充实完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说，这批红色档案都珍藏在“特藏室”。档案库房在防火、防水、防有害生物等方面有严格要求，他们在清点、整理、调阅、利用珍贵档案时，必须佩戴手套，保护档案实体。

　　“馆藏中，不少民间档案是由老百姓捐赠的。比如这张珍贵的《淮海战役党员证》，是它的主人韩玉山老人亲手交到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记得很清楚，10年前，市档案馆公开向社会征集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地文物。年过八旬的韩玉山老人得知后，将珍藏了60余年的泛黄的证书送到市档案馆，因为“这不仅是个人的珍藏，更是国家和民族的记忆”。

　　韩玉山1947年参军时年仅19岁，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那战争年代，没有入党宣誓仪式，也不能公开自己党员的身份，唯一能提供身份证明的就是这份中共临时党员证。在危机四伏的战争时期，韩玉山曾用纸和布将这些“宝贝”包裹了一层又一层，收在背包里，片刻不离身。

　　余姚市档案馆珍藏着一盘极其珍贵的电影胶片，全片放映长度两分零六秒，画面展示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深入山村、工厂、商店视察的情景。这盘胶片是2007年许炜老人捐赠给该档案馆的，此前，老人将这盘电影胶片珍藏了40多年。

　　红色档案有何意义？

　　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

　　档案公开的意义，除了触摸历史，更多的是从遥远的文字与影像中感知前行的力量。

　　在市档案馆中，珍藏着冯和兰烈士的狱中书信。

　　“春假一别，竟成永诀。今天要说的话毕竟是太多了，但已经来不及，同时也不允许我说，引以为憾！

　　我是牺牲了，望各位不要难过。惟望缘、平两儿多照顾，等他们长大成人，请告诉（他们），我是为了人民顾不得儿女，请他们原谅我。别的不啰嗦了，望你们善自珍重。”

　　寥寥数语，感人至深。冯和兰烈士，鄞县石碶冯家村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1947年4月不幸被捕，同年11月在宁波江北岸草马路就义，时年30岁。

　　“这是冯和兰烈士戴着手铐脚镣，被押上汽车临刑前，在狱中写下的最后一封信，纸短情长。”市档案馆工作人员说，冯和兰烈士在狱中的书信，馆内珍藏的不只这一封，他们也不是第一次见到这封信，但每次读罢都很感动。

　　在狱中写信给家人，必须经过狱方检查。在一封写给姐妹的信中，冯和兰借谈佛经来喻志，“许多人生前刻苦修行，为的是怕入可怕的地狱，其实能够入地狱的人还是幸运的，因为佛云：‘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了千万苦难众生，挺身而步入地狱，佛是何等伟大的行动。”为了普天下劳苦大众得到解放而牺牲自我的赤诚之心，跃然纸上。

　　每一份档案背后，都有一段真实的记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9月，为了全国的和平大局，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1万余人和党政机关及地方工作人员5000余人奉命北撤。同年10月1日，中共浙东区委机关报《新浙东报》刊登了《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

　　《告别书》中写道：“中共中央与本军军部，为避免内战，力求全国和平建国的新时期早日到来，乃毅然作最大的忍耐和让步，命令我浙东新四军与抗日民主政府即日起全部退出浙东。”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相忍为国的良苦用心。“我们巴望我们的退让能够换得全国的和平，能够减少人民当前的损害，我们将能在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自由空气中，再回来与各位畅谈衷情。”纯朴自然的话语，表达出中国共产党人真诚、无私的胸怀，以及对美好前景的真切期盼。

　　红色档案就是“活”着的历史，它们当中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优良革命传统、顽强战斗作风，正是赓续不断的红色血脉、继续前进的精神动力。

　　本版图片由市档案馆、象山县档案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