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树谷：上虞县级党组织的拓荒者

　　1916年9月，陈树谷出生于上虞县通明乡花园畈村（今丰惠镇通明村）。父亲陈牧卿为清末秀才，办过学堂，教过书。受父亲的影响，陈树谷从小喜欢看书写作，但因家庭拮据，只念到了小学毕业。

　　1932年下半年，由亲戚胡愈之介绍，16岁的陈树谷进入上海《生活周刊》营业部当练习生。《生活周刊》由革命文化人士邹韬奋主办，周围集结了一大批爱国学者和文人，他们以笔为刀，勇于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这段经历，对陈树谷起到了一个相当于思想启蒙的作用。”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李金海说，尽管因为周刊查封，陈树谷在这里只待了一年多时间，但环境的耳濡目染，加上“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影响，让他不由对民族危亡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开始向往革命。

　　回虞后的陈树谷，在谢塘陈留小学（谢塘镇中心小学前身）谋得一份教职。期间，他开始在校内外组织青少年读书会、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积极宣传抗日救亡。但一个学期后，就被上虞县警察局以“共党嫌疑”罪名逮捕，后因证据不足，陈树谷获交保释放。

　　出狱后的他再次赴沪，在由胡愈之主编的《月报》做助理编辑和校对工作。在这里陈树谷如鱼得水，不仅结识了更多进步作家和共产党员，开始以笔名“叶希”尝试创作小说，还利用业余时间在李公朴等人创办的补习学校学习俄文、世界语，参加反日示威游行等。这又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思想上也有了更大飞跃。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沦陷。陈树谷和一批旅沪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回乡发起成立“上虞县各界青年救亡协会”，不仅创办了《抗日救亡报》、会刊《涛声》，还组建了演讲队、壁报队、歌咏队和活报剧队，深入全县各地开展巡回宣传。一时间，抗战的歌声随处可闻，抗战的标语随处可见，大大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日爱国热情。但也因此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忌惮，宣传团被迫解散。陈树谷转而又在后郭小学办起自学班，组织学习《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谁料，不到半月，又被叫停。

　　“屡战屡败，屡败又屡战。”李金海表示，无论是上海的两段工作经历，还是这样的自发抗日行动，无不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诸多压制和阻挠。但这非但没有动摇陈树谷抗战到底的决心，反而让他们更加向往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经过我们这次到南乡去春季活动的经验，觉得开展山区救亡工作，实在是十分紧要的事情。”“上虞一旦沦陷，南乡将无疑的成为我们的游击根据地。”“让我们政工队同志和全县热心的救亡青年，来首先执行这一任务。”1939年3月，陈树谷在《政工阵地》上连发《山村一宿》和《把工作开展到山区去》两文，既如实记录了他在山区慰劳出征军人家属途中所感受到的朴素自发的民间抗日倾向，以及当地富有斗争性的强悍民风，又客观指出了山区群众欲借助地势偏安一隅的侥幸心理。

　　“这些都是陈树谷一步一个脚印得来的一手见闻，既有十分纪实的一面，又有独立分析的一面。”李金海说，如今再重读这些文章，仍能被陈树谷踏实深入的工作作风和凝聚其中的真知灼见所打动。陈树谷的妹妹陈瑞曼也曾撰文回忆，当时的他，常常是一身蓝粗布大衣，夏天则一双草鞋，一顶草帽，奔波于城乡之间。

　　当年9月，在县工委的领导下，陈溪成立了中共珍坑党支部，这也是虞南山区第一个党支部。不久后，陈树谷积极推动政工队撤销原来的3个区队，合并组织山区战时政工队和沿江战时政工队。其中山区战时政工队长，由新发展的共产党员袁啸吟（于2020年去世，原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担任。

　　据袁啸吟在纪念文章《我的带路人》一文中回忆，陈树谷正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而他当时的这个任命决定，也是由陈树谷当面传达。传达之余，两人促膝长谈，陈树谷将自己此前在山区工作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倾囊相授，并建议队部驻地可设在进入大岚山区的咽喉口——通泽大庙，将工作重点放在腹心之地陈溪、岭南一带，同时要深入调查研究，抓住山民的迫切要求，依靠群众引导群众，逐步扩大党的影响。可以说，这些务实独到的建议见解，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虞南山区早期发展红色力量的指导思想。

　　不久后，随着日寇的不断入侵，国统区内法币贬值，物价飞涨，给靠山货换粮的山区群众带来了极大灾难。为此，袁啸吟在陈树谷的指导下，以政工队名义发动千余名山民向县政府请愿，要求提高山货价格，平抑粮价，严禁投机倒把，最终县政府因不堪舆论压力，被迫开放囤粮以安民心。此举的胜利，大大促进了虞南百姓革命反抗意识的觉醒。

　　1941年5月21日，丰惠县城沦陷，县政府被迫迁至陈溪太平山村。同年12月30日，日军兵分两路追杀而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样的切肤之痛更极大激发了虞南民众的对日仇恨。到1945年2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在陈溪及周边地区开辟后勤基地，史称“九厂两院”。当地山民又当仁不让地成为物资生产、物资运送乃至保卫厂院的主力。朱淼鑫认为，这样的选址，除了它本身的地理优势，深厚的群众基础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点。而这个群众基础的建立，绕不开陈树谷这位先行者。

　　1940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当局撕下“全面抗战”的假面具，上虞县的顽固势力也遥相呼应。陈树谷首当其冲，被开除出队，政工队也被勒令解散。为保存党的力量，他又受命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队，接受政治训练，并改名为陈特平。训练结束后，他被任命为特务团九连副指导员。

　　尽管因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当地情势已十分紧张，但却让陈树谷感到好像来到了一片新天地。他在与友人的信中兴奋地说道：“短短的几天工夫，但我确实像多做了几年人似的，许多没有看到的事给我看到了，而且是那样丰富真切……同志间又是那样的亲切。”期间，他还给母亲寄去了一张自己的照片。照片背面写着：母亲，让我把您的爱，去献给无数万受苦难的劳苦大众！陈树谷对信仰的真诚和坚定，直率地跃然在字里行间。

　　1941年1月4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军部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又突遭包围袭击。其中陈树谷率领的特务团九连，给了顽军以迎头痛击，但最终因寡不敌众，他的右腿中弹负伤，不幸被俘，关押在上饶集中营。

　　在集中营的5个多月里，陈树谷一面经受着严刑拷打，一面想方设法逃离虎口。后来，通过观察，他钻进一半在墙外一半在墙内的粪缸，翻出围墙，涉过城河终得逃脱，又历时一个月半，才回到了300公里外的上虞。见到骨瘦如柴、头发又长又乱的儿子，家中母亲心痛万分。养伤半月后，他又怕母亲担心，以去上海工作为由，再次离家，辗转来到苏中解放区。

　　1942年下半年，陈树谷调任江苏高邮县二区区委副书记兼武装部长后，很快投入了工作——以日伪据点林立的张家庄为重点，开辟边区，扩大根据地。期间，他不顾个人安危，克服人地生疏的困难，先后采取政治攻势和反伪化、反征粮、保夏收等斗争，掐断敌伪粮草和经费，逼其撤离，效果明显。而到12月，日伪军又变换手段，设立税卡，收税收捐，老百姓深受其害。陈树谷带队夜闯税务所夺枪。不料，其中一人逃脱，引来了足足两个排的伪军，中途又遇便衣队，陈树谷不幸再次中弹被俘，最终于1944年1月8日被活埋在一块麦地里。

　　当晚，老百姓远远听到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铿锵声音。一个多月后，即2月12日，张家庄解放第二天，群众帮助找到了陈树谷的遗体，就地召开了追悼大会，重新安葬立碑，上书“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和群众又将他的就义所在地命名为特平乡（今特平村），并重建墓碑，永志怀念。

　　因为陈树谷，上虞和高邮两地也长期保持着友好的联系和互动。据朱淼鑫介绍，特平人身上同样传承着一股不服输的革命精神，在20世纪70年代末，他们就抓住改革机遇，领风气之先办起了村办厂，经过一代代人的接力奔跑，如今的特平村早已旧貌换新颜，在2020年更成功跻身“全国文明村”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