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三烈士”之一钟泉周的遗书

　

　　钟泉周的遗书

　　这是“公交三烈士”之一钟泉周临刑前写给妻子的遗书，原件收藏在上海市宝山区久事公交国江路停车场“公交三烈士”纪念室。

　　钟泉周，1919年出生在北仑柴桥田洋村，自幼丧母，在姐姐照料下长大。小学毕业即辍学，14岁到宁波一家书店当学徒，边工作边自学，后考进效实中学。抗战爆发，姐姐带他到了重庆，1941年9月考入西南联大电机工程系。他勤奋学习，立志“科学救国”。在校内他多次聆听闻一多、朱自清等爱国民主人士的演讲，思想受到很大影响，并毅然投身民主革命运动。1944年底，他加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民主青年同盟。

　　钟泉周西南联大毕业证书

　　从西南联大毕业后，1946年，钟泉周随宁波鄞州籍教授章名涛（1907-1985）到上海，在上海公交公司保养场做技术工作。他为人老成持重、平易近人，业余教职工学文化，深受工友们的爱戴、信任。公交公司“福利会”受反动官僚资本家把持，他们豢养的一批打手专门用来监视和打击工人。我党组织进步工人成立“竞选团”，在1948年9月9日的选举中，钟泉周以压倒性优势，当选“福利会”理事长，工人王元、顾伯康当选常务理事和理事。

　　钟泉周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国民党反动政府准备南迁广州，临时给南京的公教人员发了一笔“应变费”。国民党政府上海市长表态：在必要时将用南京的办法疏散本市公教人员及其眷属。上海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工人群众濒临饥饿。同是公教人员，但是当局并没有给公交公司工人发“应变费”。钟泉周、王元、顾伯康代表工人出面和当局谈判，被断然拒绝。他们针锋相对：“给你们三天时间，如果我们还是拿不到应变米，我们将罢工示威！”三天后，果然一粒米也没有发下来。

　　2月16日清晨，钟泉周、王元和顾伯康商量决定，全市公交工人举行争取发“应变费”“应变米”的“反饥饿”罢工。罢工得到法商电车公司和三轮车工人的支持，他们也加入罢工行列，上海交通陷于瘫痪。当晚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和上海警察局派出大批军警，抓捕了钟泉周、王元、顾伯康等9名职工。2月17日凌晨，钟泉周被解到警备司令部受审，他正气凛然：“我是全体职工选出来的理事长，为职工谋福利有什么罪？”审讯持续4个小时，毫无所获。反动军警蓄意要“借人头，平工潮”，坚决要把正义斗争镇压下去，竟将钟泉周怀孕的妻子胡馥英抓来，让她最后好好劝劝钟泉周。钟泉周自知将遭杀害，他很平静地安慰、鼓励妻子。临别，钟泉周递给她一件旧衣服，说让她回家洗洗，等他出狱再穿。晚上6时，钟泉周、王元、顾伯康被押赴到江湾刑场，遭枪杀。人称“公交三烈士”。

　　胡馥英到家后，拆开衣服内侧，发现了丈夫的遗书：“我今天被公司诬陷关在沪淞警备（司令）部，或须冤枉要死，希你照看小孩，能够在家乡更好。否则就决定改嫁，免得吃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时任上海市长陈毅为三烈士举行殉难一周年追悼大会，并题词：“为中国人民事业而牺牲，永远为人民所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