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瓷，中华民族献给世界人民的一份大礼

　　青如玉，明如镜，声如磬，薄如纸，这形容的是美丽的瓷器，颇有书画天赋的宋徽宗也曾咏瓷：“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

　　瓷器的制造，被世界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如今，它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与各国的文化相结合，走进了寻常百姓家，成为了人们的日常用品和艺术品。

　　一、一朵开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沃土里的美丽鲜花——陶瓷器

　　无论是陶还是瓷，最早都出现在中国。入选美国《考古》杂志2012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的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中，就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到了夏商时期，中国的先民已能制造非常近似瓷器的白陶器和印纹陶器。陶器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料，并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器物，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而从“陶器”演变到“瓷器”，又经过数千年的艰难探索。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我国江南地区出现了原始瓷。在战国末年与秦汉之际，南方的越人烧制出一种成型、装饰、胎釉及烧成温度等都与原始瓷不同的瓷器，并于东汉中晚期成熟。真正意义上的瓷器可谓肇始于此。此后，中国陶瓷生产技能逐步提升。

　　唐代，制瓷工艺已非常成熟。南方以浙江慈溪越窑为代表的越瓷，被选为“贡瓷”而领衔瓷坛。唐诗人陆龟蒙一首：“九州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让世人对秘色越瓷视若圣器。此时北方以邢台地区邢窑为代表的白瓷也大放异彩，茶圣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赞誉“邢瓷类银似雪”。由此，形成了南青北白的生产格局。而此时的中国陶瓷已走俏东南亚，越窑青瓷与湖南长沙窑的釉下彩等瓷器，在唐代对外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元时期，中华陶瓷行业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观，制瓷工艺已臻完美，出现了举世闻名的汝官哥均定五大名瓷和以龙泉窑、耀州窑、景德镇窑为代表的八大窑系。特别是龙泉窑，凭借妙造天工的创烧工艺，把青瓷推向了历史巅峰，同时拥有哥、弟（龙泉窑）两窑的处州龙泉县，也因此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瓷业制造中心，龙泉青瓷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外销瓷中的主角，远销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到了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异军突起，特别是釉下彩青花瓷一骑绝尘，风靡世界。景德镇也因此取代龙泉县成为了世界著名的瓷器都城。

　　看似小小的瓷器，却蕴含着天地精华。她是山泥和溪水的交融，是胎釉与烈火的梵唱，是汗水和智慧的升华。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和伟大创造。

　　制作瓷器的物料，皆是大自然中普遍存在的石块、泥土、草木和水等。这些原本一钱不值的物料，通过犹如点石成金般的技能，使其变成了皇宫贵族祭祀的礼器、高官巨贾家中的珍藏，名士骚客笔下的咏叹。

　　二、一条用和平与友善铺就的海上致富之路——“陶瓷之路”

　　在海上丝路兴盛的宋元明时期，中国陶瓷由于具备极高的审美价值、使用价值和资产价值，深受沿线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同时因其可作压仓货物方便海上长途运输，陶瓷便成了海上丝路最大宗的商品和主角，享誉海内外。

　　在较长时间内，如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不仅视中国瓷器为权力的象征，甚至将其视为具有宇宙力量的辟邪物质或神器，不余遗力的追寻。日本对中国瓷器最为推崇，把中国瓷器作为“君王的盛器”等加以看待。而在欧洲，中国瓷器更是被视为“天神的器物”和超越黄金的珍宝，受到国外王公贵族与瓷器爱好者的青睐与追捧。日本著名陶瓷学家三上次男在著述的《陶瓷之路》一书中，干脆把这条运输瓷器的海上丝绸之路称为“陶瓷之路”。

　　中山大学岺丽春在自己的硕士论文《北宋南海贸易与大食蕃商》一文中就指出：从隋唐到宋元这一历史时期，以阿拉伯商人为主力，在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有不同等级和分工的贸易网络。他们在中国的各瓷业生产基地都有供货代理人，同时与丝路沿线各国政府和部落酉长交好，打通销售与供应两大渠道。他们大都拥有自己的船队，对当地的贸易有着重大的话语力和影响力。因此，从事丝路贸易的外商，许多都成为富商大贾。也为他们自己的国家带来巨大财富。

　　据宋朝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记载：唐宋期间，仅广州一地就聚集有专门从事外贸的外国商人达12万多，其中不少腰缠万贯。北宋苏辙《龙川略志》卷五云：“番商辛押陀罗者，居广州数十年矣。家资数百万缗。”说的是一位来自阿曼苏丹国的外商辛押陀罗，在广州经营数十年，财富达数百万贯，接近宋朝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富可敌国。可想而知经营包括瓷器在内的商品利润之高。其人归国后不知何故竟被当地君王所杀，财产被没收。但留在中国已无直系亲属的巨额财产，本应充公，却因中国政府的大度和对外商的体恤，悉数归还其养亲，维护了外商的合法权益。主持审理这起继承案的正是宋朝大学问家苏轼的亲弟，时任北宋签书应天府判官的苏辙。这起事件令人扼腕的同时，也将中国与当时一些国家的贸易政策、经商环境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中国政府秉持的友好睦邻外交政策以及对外商的优待。

　　宋元时期的泉州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当时的泉州外商人口更是超过了20万。宋朝诗人李邴和明朝僧人释宗泐都用形象的诗句描写了泉州港的盛况：“涨海声中万国商”、“缠头赤脚半蕃商”，说的就是当时泉州作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港口，在潮涨潮落中，来来往往的大半是世界各国形貌各异的商人。慕名来到泉州的意大利商人雅各·德安科纳在《光明之城》游记中用羡慕的口气写道：“这是一个极大的贸易城市，每个商人在这里都可以赚到巨额利润。”并且他研究了为什么可以赚到钱的原因：原来在中国所有的外贸都受到政府悉心保护，并免交各种额外的税收。

　　为促进海上丝路发展，支持鼓励对外贸易，宋元政府在多地通商口岸建立市舶司常设机构，采取各种让利民间和外商的优惠政策，优化经商环境。元政府还在宋朝贸易条例基础上制定《市舶法则》二十二条，以法律形式规范对外贸易。《宋会要·职官》四四云：至道元年三月，诏广州市舶司曰，“朝廷抚绥远俗，禁止末游，比来食禄之家，不许与民争利。”宋太宗下令，禁止官员经商，食䘵之人，不得与民争利。这里的民，当然也包括外商。

　　明早中期，海上贸易的主要方式已变为赏赍贸易。陶瓷仍然是这种贸易的主要物品。据《明史》（第三百二十九卷）记载，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政府就曾赠予占城、暹罗和真腊瓷器各一万九千件。由此可见，明代早期通过“赏赐”的方式，大量的瓷器被赠予到东南亚诸国。明航海家、三保太监郑和，代表中国政府七下西洋，为“宣德化而柔远人”，拜访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规模之大、随员之多、航线之长、科技之先进、交流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及之前的历史跨度内，均无可比拟者。因明政府推行厚往薄来的外交政策，中国商品包括瓷器在内绝大部分都赏赐给沿线国家和地区，为当地留下一笔不菲财富的同时，也留下了广交朋友、秋毫无犯的历史佳话。

　　据郑和下西洋翻译官马欢著《瀛涯胜览》“祖法儿国”条记载：“中国船队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白竭、卢岑、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纻丝、瓷器等物”。也就是说，郑和等一到祖法儿国（在今阿拉伯半岛东南岸阿曼的佐法尔一带），首先宣布对该国君王进行赏赐，然后将部分瓷器、丝绸等与其国民交换本地特产。公平交易，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受海禁影响的陶瓷之路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巩固。

　　三、一个传遍世界的“不传之秘”——制瓷技艺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弛在《中国南方的早期陶器》（《古代文明》第5卷，16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出版）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南方各地、东西伯利亚、日本列岛发现的上古制陶技术，大约是在中国江南地区出现以后渐次向周边传播的，而并非各地各有源头，这足以说明中国古代的陶瓷生产技术自创始之日起已处在一个对外交流的进程之中。”

　　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中国制瓷工艺最早流布的地区自然是东亚和东南亚。它们是中国瓷器走向世界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文化影响的开始。

　　两宋期间，不少窑工来到了朝鲜。自高丽青瓷在越窑技术的基础上开始模仿耀州窑、汝窑等同时期中国名窑场的技术和器物造型，不仅模仿越窑秘色烧造了“高丽翡色”、以汝窑为原本生产出了狮子型盖的青瓷香炉等名品，还创出了镶嵌青瓷，成为高丽青瓷的特色之一。到南宋时期“高丽秘色”竟然可以与施釉工艺达到历史巅峰的龙泉青瓷相媲美。

　　而早在5世纪时，日本天皇就派使臣到朝鲜，邀请我国去朝鲜的制瓷工匠前往日本传授技艺。公元七世纪中期，日本开始大规模派遣使者和留学生到唐朝，全面学习唐朝的科学文化及手工业制造技能。中国一些制瓷工匠也受到了朝廷的派遣，随船只前往日本，帮助日本人烧造瓷器。更有不少日本陶瓷工匠通过各种途径来中国学习瓷艺。加藤四郞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宁波市博物馆研究员林士民在《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中提到：南宋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日本人加藤四郎作为侍从随道元禅师来到宁波天童寺，在中国学习了5年制陶技术，归国后在日本的尾张、濑户烧制黑釉瓷，也就是“濑户烧”原型，加藤四郎也被誉为日本的“陶瓷之祖”。冯小琦在《中国古代瓷器对日本瓷器的影响》（《收藏家》,2000年09期）中也透露：“明正德六年(1511年),日本陶艺家伊藤五郎大夫(伊藤五良大辅)随日本使节来我国江西景德镇学习制瓷技术,改名为吴祥瑞,两年后回国,称“伊藤五郎大夫祥瑞”,以示对中国的怀念。他回日本后，创办了在陶瓷之路上有一定影响力的‘伊万里窑’，成为日本陶瓷发展史上的重要瓷窑之一。”

　　越南由于毗邻中国，在瓷业发展中，由中国制瓷工匠直接迁移过去传艺授业、开窑制瓷就变得更加方便。原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朱杰勤教授在《中国陶瓷和制瓷技术对东南亚的传播》(《世界历史》1979年02期)一文中披露：“越南著名的陶瓷制造基地北宁，就是在公元1465年由江西迁徙过来的中国陶工创建的”。“越南另一个制瓷中心藩朗,是在16世纪前半期成立，采用的是中国景德镇的制瓷技术,有人把它比作越南的景德镇。”

　　泰国在汲取制瓷技术方面也不甘落后。13世纪初期,泰国素可泰王朝就开始模仿生产中国瓷器。梁燕理、肖波在《明朝时期中国文化在泰国大城王朝的传播及影响》（《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04期）一文中指出：当时“国王敢木丁两次访华带回一批工匠并建窑烧制磁州风格的瓷器。”“大约在1350年至1356年之间，浙江陶工渡海南下抵达泰国在宋卡洛建窑，大量生产龙泉窑风格的青釉划花瓷器。”“在泰国中部尖竹汶府等地发现的200多处窑址就是当时瓷器在泰国大量烧制的见证。”朱杰勤教授在上文中也印证：“14世纪中期,龙泉青瓷器已输泰国，泰国人大为欢喜, 因此,王朝又派使团到中国邀请龙泉工人,中国工人挟技术而来,推动了泰国青瓷的生产。”泰国生产的瓷器不仅在国内广泛使用，还畅销东南亚其他国家。

　　此外，在亚洲的其他国家，如缅甸、伊朗（古称波斯）等也相继模仿中国瓷器，形成了自己的陶瓷艺术。由于全面的学习与创新，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制瓷业不断进步，并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

　　中国陶瓷制造技术，同样启迪、影响了非洲的陶瓷技术的发展，古代埃及最大的制陶业中心，位于开罗南郊的福斯塔遗址出土的六、七十万块陶瓷碎片中，其中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是中国的陶瓷的仿制品。在输入中国唐三彩之后（公元9至10世纪），福斯塔陶工模仿唐三彩而烧出多彩纹陶器和多彩线纹陶器，中国白瓷传入后，他们仿烧出白釉陶器，11世纪后，随着中国青瓷、青白瓷（影青瓷）和青花瓷的输入，他们又仿烧出造型和纹样完全类似充满中国风的瓷质仿制品。

　　欧洲是从16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启才真正接触到中国瓷器。当精美绝伦的中国瓷器在欧洲出现，立刻成为上流社会的宠儿。即使它的价格昂贵到只有王公贵族才能负担得起，也无法抵挡欧洲人对它的热情。史载，欧洲颇有名气的萨克森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曾用600名萨克森士兵与普鲁士王国腓特烈·威廉一世交换151件康熙时期的青花瓷，被称为“瓷王”，传为美谈。

　　由于从中国进口瓷器不仅路途遥远，而且价格高昂，从16世纪下半叶起，不少国家和个人创办厂坊开始仿制中国瓷器。例如建于16世纪中后期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美第奇陶瓷厂，建于17世纪中后期年的法国诺曼底鲁昂陶瓷厂，以及18世纪初法国塞夫勒皇家制瓷厂等。他们千方百计破解制瓷秘密，遍寻制瓷材料，通过反复试验也有了一定的成果。这些陶瓷厂生产的瓷器从器形和纹饰上看，已称得上是中国瓷器的“高仿”品，并且销售后也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但由于没有找到最适合的瓷土和秘方，只能停留在“软质瓷”的阶段，与真正的中国瓷器还有一定差距。因此，18世纪以前，到中国进口瓷器，仍然是欧洲瓷器市场的主流。

　　法国传教士昂特雷柯莱（中文名殷弘绪）于1699年来到中国瓷都景德镇。在传教之余，殷弘绪通过实地走访考察观摩，咨询当地制瓷工匠或瓷商，并查阅大量中国陶瓷典籍，获取了中国瓷器包括景德镇陶瓷制作工艺的第一手资料。值得一提的是，从一些文献中可以探知，与殷弘绪接触的中国陶瓷匠人虽明知这种交流定然会泄漏制瓷秘方，在行业内还是严守配方秘密的情况下，却仍然毫无保留地将陶瓷的制作配方与过程无一遗漏地告知和传授外国人殷弘绪。在当时全球疯狂追寻陶瓷秘方的背景下，这种无私奉献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大国工匠胸怀更显得难能可贵。

　　殷弘绪将收集到的珍贵资料整理成两封书信，分别于1712年9月1日和1722年1月25日发给法国教会组织。随后，信件相继在《耶稣会士书简集》、《特雷武论文集刊》、《学者期刊》、《中华帝国全志》等刊物转载刊印。从这两封书信的内容来看，其涵盖内容十分广泛。信中全面系统地描述了景德镇陶瓷制作工艺的全部流程，详细记录了景德镇“瓷石+高岭土”二元配方的“奥秘”，解开了长期以来令欧洲人感到十分困惑的谜题，还将高岭土样本寄到了法国。这在欧洲引起了巨大震动，掀起了一股欧洲工匠纷纷寻找高岭土、仿烧中国瓷的高潮，极大地推动了欧洲陶瓷业的发展。也正因于此，殷弘绪被称作“西方系统研究中国瓷器的第一人”。

　　（作者为龙泉市青瓷宝剑研究院顾问。）

　　相关论文：

　　1、《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探源》在《浙江日报》2017年08月14日第11版（整版）发表；

　　2、《寻觅宋元海上丝绸之路财富源头——兼论丽水龙泉及瓯江两岸在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中重要地位》在《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10月18日第3版以及《人民论坛》、人民网发表。

　　3、《明代早中期龙泉窑瓷业产销量仍冠绝中国瓷界》2022年5月4日在浙江在线及《丽水日报》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