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闪亮的名字，都值得被铭记

　　上世纪二十年代，余姚热血青年符锦惠离开家乡参加革命，从此杳无音信。盼了一代又一代，他的后人终于迎来令他们心安的消息——日前，浙江省政府批准追认包括符锦惠在内的4人为烈士。

　　“几年前，我们得知三爷爷符锦惠1933年牺牲在广东，但追认为烈士的意义完全不一样。”符锦惠烈士的侄孙、59岁的余姚市朗霞街道天华村村民符建军眼眶泛红。

　　历史的天空中，英雄烈士灿若群星。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中国已有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只有196万名。目前，浙江在册英烈有2万余名，因战争年代通讯不便、资料不全等原因，不少革命英雄、无名英烈散落在天际。为了追寻他们的踪迹，多年来，烈士后代们、各地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四处奔走。

　　每一个闪亮的名字，都值得被铭记。

　　近十年，浙江已追认烈士44人。一路追寻，一路深思，一段段刻骨铭心的红色记忆被揭开。

　　关键证据缺一不可

　　89年！符锦惠是余姚史上，牺牲后追认时间最久的英烈。

　　追认为何这么难？“追认过程中，烈士身份、参加革命的情节、死亡原因等关键证据缺一不可。”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优抚褒扬纪念处处长徐斌介绍，然而战争时期因敌我斗争激烈，常出现为了保守秘密销毁材料等现象，导致如今不少关键证据难以查证。

　　“三爷爷离家后生死未卜，找到他是爷爷生前的遗愿。”半个多世纪以来，符建军一直没有放弃寻找。然而，在互联网尚不发达的年代，寻人犹如大海捞针。

　　直到2019年9月底，一通南昌来的电话带来转机。一位符氏宗亲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时，在参加起义人员名单里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符锦惠。“会不会就是你的三爷爷？”他当即拨通了符建军的电话。得知消息后，符建军和妻子匆匆前往南昌寻访。

　　令符建军没有想到的是，三爷爷竟是一位叱咤战场的风云人物。馆内提供的资料显示，1927年，符锦惠任国民革命军第25师75团1营营长，参加了南昌起义，后随起义军向广东进军，参与创建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和东江革命根据地。1929年至1933年，他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政治部副主任、东江军委常委，东江红军独立第2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务。

　　“1933年5月，符锦惠在紫金县被叛徒杀害。”亲眼看到这几个字，符建军心里如同翻江倒海般。回到余姚后，他仔细整理好带回来的材料，希望三爷爷能被追认为烈士。

　　闻讯后，余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档案馆等部门的多位专家迅速成立调查小组。但没想到，小组在开第一次论证会时，就碰到了棘手难题——纪念馆提供的材料中，关于符锦惠的籍贯等个人身份信息都是空白。

　　“如何证明参加南昌起义的符锦惠，就是余姚的符锦惠？”小组成员、余姚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文献科科长张志伟介绍说，调查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境：符锦惠年少时随父亲出门经商，在余姚本地生活痕迹很少。由于年代久远，与他有交集的人都已离世，考证难度很大。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寻访不得不转战线上。疫情稍有好转，张志伟和小组成员、余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拥军优抚科科长柳光其便坐不住了，他们赶赴符锦惠最后的战斗地和牺牲地广东深入调查。

　　那段时间，他们常常泡在当地党史研究室的库房，一待就是一整天。每本有可能有记载的资料都一页页去翻，找到一丁点旁枝细节的线索都仔细地复印标注下来。终于，一篇由惠东党史办整理的文章《牺牲在东江红土地的革命精英——符锦惠、蓝蔚林》，给了他们意外的惊喜，文章开头明确写着符锦惠是“浙江省余姚市朗霞街道天华村人”。

　　《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第241页、242页，《紫金县志》第876页……张志伟翻开办公桌上厚厚一本《符锦惠追认烈士资料汇编》向记者展示。132页资料汇编中，收录了调查组最终出具的调查报告及相关资料复印件，其中关于符锦惠烈士革命斗争和牺牲情节相关内容，都用笔仔细作了标注。

　　与符锦惠相似，这次成功追认的4名烈士，无不经历了长期而艰难的追寻。其中，台州籍烈士罗启况就因关键证据缺失，追认工作曾被耽搁多年。

　　罗启况是玉环当地的一名游击队员。1930年8月24日，在连屿坞门头激战中，24岁的他面对强敌英勇还击，因寡不敌众当场牺牲。5年前，罗启况的家人曾提出申请，但因“主证材料不足”“牺牲过程情节不明确”而无法证实。

　　2019年，玉环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安置创业科科长江勇牵头成立调查小组，跑档案馆、党史办，泡在材料文件中不知多少个日夜，终于在浙江省档案馆找到了关键证据——

　　一份民国时期的《浙江省政府公报》中，提到了罗启况当时参与的“黄樟顺带领的普青武装游击队”这一组织名称。另一份谈话记录里，也佐证了罗启况牺牲前还击强敌的英勇行为。

　　我们有责任留住先烈故事

　　追认这么难，为什么还这么费劲去做？曾有人这样问江勇。

　　“每一次寻找，都是为了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我们有责任留住先烈们的故事。”江勇这样回答。

　　这些烈士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在战场上经历过什么？此前都不得而知。追寻中，一个个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爱国进步青年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在东风小学，我们找到了三爷爷的学籍档案。”符建军说，符锦惠出生于1904年，曾就读于余姚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达善学堂（今东风小学）。17岁时，符锦惠跟随父亲去汉口做生意，在武汉期间，受进步人士影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符锦惠英勇善战，在战场上表现十分优异。《东江英烈传》在讲述朱炎烈士故事时，曾提到符锦惠的一段战斗场景。1933年，朱炎、符锦惠等率红军四个主力连、两个警卫排共500多人，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期间，红军迎头痛击紫金县警一个中队，大部队缴械投降后，一个后卫班拼命逃窜，被符锦惠率领的两个主力连截获全歼。

　　1933年5月，在战争中受伤的符锦惠来到紫金县义容镇均安乡黄葛坪炭窑隐蔽养伤，5月5日被叛徒杀害，将最后一滴热血洒在了异乡。“三爷爷没有结婚生子，牺牲时只有29岁，他把一生全部献给了革命事业。”深入了解三爷爷的故事后，符建军动情地说。

　　追寻中，越来越多鲜为人知而又感人至深的先烈故事慢慢浮现。

　　今年被追认的台州籍烈士黄雷，是一名以“双重身份”潜伏在隐蔽战线上牺牲的地下党员。调查报告描述了他短暂却又激昂的革命生涯。

　　黄雷出生于1907年，是当年路桥黄仪昌印染厂的大少爷，毕业于上海东亚法政大学。为寻求真理之路，他辗转上海、山东、福建、浙江等地，参加革命工作。据《路桥党史》《黄岩中共党史人物》等记载，1927年，黄雷由原黄岩县地下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林泗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黄雷担任国民党路桥镇镇长。当时，路桥成立中共地下区委，他同时任区委委员。

　　黄雷心中，有着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赤子情怀。他曾参与领导路桥药业店员罢工和“二五”减租运动，并最终取得胜利。“工人要团结起来，问资本家要薪，改善生活！”1927年4月，在路桥药业店员工会成立大会上，黄雷的一番慷慨陈词说到了店员心坎里，现场掌声雷动。查证的资料中，一位店员在回忆录中还原了这一幕。

　　1934年11月，因共产党员身份暴露，黄雷离开路桥，前往北方抗日前线，继续“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据黄雷后人叙述，在身份暴露离开路桥那个晚上，他要求家人销毁他所有资料、照片。家人因不舍，将一张他的黑白照片偷偷埋在家中青石板地下，没想到却成了仅存的遗照。1936年，因私释两名共产党员，黄雷被国民党杀害于河北保定，年仅29岁。

　　在绍兴嵊州，同样有一位隐蔽战线的热血战士——刘琴花。

　　刘琴花是嵊州市金庭镇后山村人，出生于1904年。为了讨生活，她成为一名小商贩，常常往返余姚等地。这也为她日后成为中共地下党交通员，提供了便利条件。

　　1945年8月10日，刘琴花前往四明山梁弄镇送情报时，途中被伪浙保部队逮捕，押解至伪浙保营部。随后，与刘琴花联络的中共地下党员竺春生也被逮捕。面对严刑拷打，两人始终坚守党的秘密，一言不发、宁死不屈。8月11日上午，两人被残忍杀害。

　　村里人虽然知道刘琴花是因为送情报被抓的，但由于她的联系人竺春生同时牺牲了，没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追认过程一波三折，直到7年前，刘琴花的烈士身份才被正式确认。

　　“为了追求革命真理，他们甘愿身处隐蔽战线，并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徐斌说，“每一次追寻，都会被英烈们惊心动魄的事迹深深震撼。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烈士追认仍在继续

　　灿若群星的英雄烈士，是中华民族闪亮的精神坐标。追认烈士，不只是为了褒扬烈士、关爱烈属，更是对国家负责、对历史负责。

　　我国历来高度重视英烈褒扬工作。早在1980年，国务院就制定《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烈士评定从此有了全国统一标准。其中，首次明确条例公布以前符合相关条件因故未批准为烈士的，可补办追认革命烈士手续。2019年8月1日，国务院发布修订后的《烈士褒扬条例》，正式将英雄烈士保护纳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

　　“铭记历史既是对英烈和烈属的尊重，也是对英烈精神的传承。”台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说，英烈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盏明灯。

　　“从记事起，我就常听母亲念叨叔叔的往事。”罗启况烈士的侄子、今年77岁的罗天寿说，叔叔壮烈牺牲的故事，在他幼小心灵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从小立志要从军，像叔叔一样保家卫国。1964年，罗天寿如愿入伍。五年的军旅生涯，磨炼了他的意志，培养了他一颗为民服务的心。转业后，他选择回到家乡，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

　　“希望能有更多的烈士，像我的叔叔那样可以被‘正名’。”罗天寿说，先烈们的一生虽然短暂，但都是波澜壮阔、光彩照人的，应该被所有后辈铭记在心。

　　“还有不少烈士有待追认，需要更多人一起去寻找。”如今，张志伟习惯在整理、留存史料时更加留意细节，将涉及人员的经历、籍贯等信息多带一笔。“希望这些资料能完整地呈现他们的传奇故事，也许未来也能成为追认烈士的关键信息。”

　　如何能为更多烈士“正名”？去年，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省检察院在全省开展县级及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专项行动，对全省散葬烈士墓管理保护问题进行摸底排查。排查发现，近年来，我省各地不断加大对红色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些未列入等级的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力度还有待加强，一些无名战士牺牲后仅留有无名墓碑，追认仍需要较长过程。

　　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呼吁更多部门和社会各界群策群力。

　　在长兴县泗安镇长潮岕村竹林深处，有一个无名新四军女战士的墓地。虽然没有血缘关系，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村民胡阿新父子默默守护了70余年。

　　去年3月，长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及县检察院工作人员在这里走访排查时，得知墓地背后的故事，大家被深深震撼。虽女战士姓名、事迹无从核实考证，认定烈士工作存在困难，但村民拥护新四军、崇尚英烈的精神感动了大家。于是，决定为她立碑，以方便后人瞻仰祭奠。当地县级相关部门还与泗安镇签订了委托管理协议，细化了管理与保护无名新四军女战士墓的职责分工。

　　为加强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特别是散葬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还会同省委宣传部、省财政厅开展整修专项工程，共整修县级以下零散烈士纪念设施2313处，迁移散葬烈士墓861座，集中管护率从整修前的60%提升到80%。

　　在浙江这片充满红色基因的热土上，每座山都有故事，每条河都有传奇。“烈士追认还在继续。”徐斌介绍，浙江将在持续不断的追寻中，进一步深挖英烈的精神内涵，讲好红色故事，在全社会树立尊崇英烈、捍卫英烈、学习英烈、关爱烈属的良好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