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3月3日讯(记者 拜喆喆 王柯宇 段琼蕾)受国际形势动荡、全球经济低迷等多方因素的影响,“外资出逃中国”的论调近来甚嚣尘上。
然而,浙江人眼前的景象并不如此:
嘉兴平湖,日本电产理德新建工程开工建设,将年产1000台新能源汽车驱动检测设备;宁波宁海,总投资1.5亿美元的风光储氢能源示范基地项目签约;湖州长兴,总投资1.1亿美元的电动商用车及关键零部件项目开工,将年产1万台电动商用车和物流车……普华永道报告《新形势下外资企业在浙江的机遇和挑战》显示,有98%的受访企业表示将在浙江维持或追加原有经营规模。
当劳动力、土地要素等不再是主要诉求,外资投资中国、加码浙江是看中了什么?他们的战略布局有没有变化?
采访多个落地浙江的外资项目,记者试图寻找答案。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
从前,人们想到外资企业投资中国,就会联想到中国“世界工厂”的定位。
而如今,“大市场”正成为浙江更具吸引力的理由——这里拥有优质的市场、广阔的市场和新兴的市场。
两年前,著名医药企业阿斯利康将东部总部落地杭州。不远处的上海就有中国总部,为何还要布局杭州?
“浙江拥有一批高素质的消费人群,他们的消费选择很容易带动周边消费者。”阿斯利康有关负责人介绍。
也正因此,阿斯利康选择以浙江为据点,引进全球创新药品和创新治疗方案。
比如,公司研发的儿童雾化仪器可以像租借式充电宝一样扫码即租,这款产品率先在杭州投放,就是看中浙江消费者对数字化产品的高接受度。
省商务厅研究院副院长江玮认为,浙江的“市场引力”,不仅体现在省内海量购买力强、接受度高的消费者,也体现在浙江能利用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消费引领力,辐射全国市场。
普华永道全球跨境服务中国主管合伙人黄耀和深耕中国市场20余年,在他看来,“靠近市场”这一投资选址的重要理论在浙江实现了“升级”。
“跨国企业如今最看重的不只是市场规模,还有市场的‘性价比’,也就是说,要考虑投资在这个市场是否合算。”黄耀和分析,浙江既有超过6500万人口的市场规模,又有相对合理的生产成本、便利的区位交通,在供需两端都极具竞争力。
黄耀和所说的“靠近市场”,斯凯孚中国副总裁施波感触颇深:“2018年我们计划在新昌投资时,别人常问,‘项目在非一线城市会有发展吗?’不到5年,新昌项目已完成投资约8亿元,去年实现了超16亿元的年产值,成为全球最大的球轴承生产基地。”
如今,新昌工厂近六成产品销往国内市场。
“浙江有巨大的客户群体,是斯凯孚深耕中国的战略重地。近5年,公司全球投资的重点在中国。”施波说。
除了实业外资,不少服务机构也选择在浙江增设“据点”,这是浙江作为“新兴市场”的魅力。
比如,普华永道在中国的第一家数字化体验中心落地杭州,是看中浙江民营企业这一客户群,服务浙企日益增长的跨国经营需求;福布斯中国与杭州市拱墅区签约,运用“媒体+服务+投资”的方式,助推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浙江。
一个服务浙企“走出去”,一个与政府“引进来”合作,服务机构正在拥抱全新的市场机遇。
创造“安全感”
营商环境一直是浙江引以为豪的优势。今年,省委更要求实现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大突破,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实际上,优质的营商环境能够形成良性循环的生态——外资企业被优秀的营商环境吸引,而外企的高标准严要求,也倒逼浙江的营商环境更上一层楼。
长久合作的外资企业见证了浙江营商环境的进步。丹麦最大的工业集团丹佛斯18年前落子嘉兴海盐,此后不断追加投资,如今在当地的营收已经翻了46倍。
“当地政府给了我们满满的安全感,这是丹佛斯不断升级合作的重要原因。”丹佛斯中国区总裁徐阳说。
最近,一个关于低碳的新项目也将完工并投入使用,从签约到投产仅用了一年多。
项目的快速落地,得益于政府的高效响应。
“国家对这类项目的环评非常严格,周期往往很长。海盐开发区为项目成立了专班,这样能够实现电力、能源、排水等需求的跨部门协调,还帮我们解决了隔墙供电的大难题。”徐阳介绍。
除了能源保障,还要解决招人的后顾之忧。徐阳介绍,政府提供了人才房、幼儿园等一系列生活配套,帮助丹佛斯在海盐留住了来自杭州、上海等周边地区的研发人员。
以营商环境引项目,在服务项目中提升环境,这是让招商“可持续”的秘诀。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欧洲企业因为能源问题遭遇了本土的生产困境,他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中国,这是浙江的机会。
“像巴斯夫这样的化工企业,对能源稳定性要求极高,精密设备一旦开启,停下来就是天价的损失。”在巴斯夫贺利氏铂族贵金属项目开工仪式上,平湖市副市长戴振介绍,平湖正在制定一系列能源保障政策,吸引更多外资企业选择落户当地。
好的营商环境,有时也意味着更少的“干预”。
2022年修订的《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中,专门纳入了“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通俗地讲,就是负面清单之外的业务,外商皆可投资。限制更少,能带来信心,也能加速行动。
在浙江,外国人做生意正越来越容易。在嘉兴、金华等地,国际版的“最多跑一次”已经推广,外国人到当地就业,只需要在“一件事联办”系统中填报一次,就可申请体检预约、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
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后,浙江组织了一系列团组出海招商,给久未谋面的外商带去开放的信号。
“面对面的交流能增进了解,也更能彼此信任,到朋友的国家投资经商,当然是放心的。都说世界经济前路不明,但谁说我们不能亲手创造安全感呢?”
德清县副县长王振权写在招商日记里的这句话,或许是“外资为何看中浙江”的答案之一。
布局本土研发
外资企业向来敏锐,从他们的动向里,记者发现了正萌芽的新趋势:相对于以往单纯布局生产基地,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正把核心的研发环节放在浙江。
去年11月,丹佛斯带着“海盐制造”的新品亮相进博会。“这款‘磁悬浮离心压缩机’能大大降低工业和家用空调设备的能耗。从前,全球只有一个国家掌握技术,但现在,海盐工厂已经能独立完成研发到生产的全部环节了。”徐阳很骄傲,这款产品是中国员工的研究成果,更标志着丹佛斯“本土研发”战略的成功。
吸引更多外资企业布局“研发”,是浙江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核心环节的野心。
在斯凯孚,单是新昌基地就有30多名研发工程师常驻。早在2018年,斯凯孚就把全球深沟球轴承研发基地从法国迁到了中国。
“从生产制造、采购供应到技术研发,我们所说的深耕浙江,是布局全产业链。”施波说。
今年1月,浙江利用外资规模位居全国第四。相比沪苏粤的外资“第一梯队”,浙江还有不小的成长空间。
冲刺的时间紧迫,眼下,浙江各地正通过提升产业链能级、布局龙头企业,增加对外资的吸引力。
比如,汽车产业家底雄厚的宁波市北仑区把目光瞄准了新能源汽车领域,计划打造智能汽车及关键部件产业链,引来了智能电动车龙头企业极氪智能科技落户。
外资企业的“鲶鱼效应”,成为激活整个市场的关键点,吸引了敏实、艾思科、力劲等企业前来布局,打造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基地。
“和浙江汽车零配件供应商合作的过程中,我们验证了他们惊人的质量和技术。这让我们在考虑投资中国时,首选浙江。”一位德国企业负责人说。
吸引外资不仅靠杭甬等头部玩家,小城市同样有大机遇。
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招商工作人员“眼红”广东湛江的一个大项目:巴斯夫将投资100亿欧元,在湛江打造世界级化工产业集群。
“浙江需要这样的标志性大项目,一个项目足以让外资企业对一个生僻地名产生深刻的印象,这对未来吸引外资企业至关重要。”江玮说,这样的“高光”项目培养无疑需要时间,但湛江能在诸多竞争对手中胜出,恰恰说明二三线城市在招商中的机会。
他认为,从高质量发展、均衡发展的角度出发,浙江应当培养更多具有浙江特色的小而精、小而美项目。例如,青田可以作为第一侨乡,开展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QFLP)试点,吸引更多海外侨商侨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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