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同龄人”见证一座小城的跃迁

　　浙江在线8月14日讯（记者 刘乐平 陈醉 通讯员 高嘉鸣）姚江水流过余姚城，昼夜不息。40载光阴，仿佛只是时间长河中的短短一瞬，水波映照的城市就已换了一副容颜。

　　40年间，余姚GDP从9.05亿元跃升至去年的1682.78亿元，增长185倍。余姚市的崛起无疑是浙江强县模式的代表作之一。今年7月，我省首批撤县设市的地区之一——余姚迎来“40岁”生日。它的40年，充满探索、转型与创新，回荡着一方乡土迈向现代化的深沉跫音。

　　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当前，站在“十五五”规划即将开局的关键节点，面对“县城如何更好承载城市化”“城市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关键节点的回望别有一番意义。

　　有一群与余姚同岁的“生命体”，它们和城市一同成长，也一并见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脉动。今天，我们聚焦3位余姚市的“同龄人”，解答城市发展从“增量扩张”到“存量提质”背景下的“城市之问”。

　　追光者

　　——一块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的镜片

　　香港会展中心的闪光灯下，舜宇光学科技发布的年报十分耀眼：2024年营收382.94亿元，净利润比上年激增141.4%，车载镜头等四类产品销量稳居全球第一。

　　这份成绩单，让世界重新认识了这座浙东小城的光学科技实力。余姚市四十不惑，而它悉心孕育的舜宇也迎来41岁生辰。两个“同龄人”的故事交织成一部光影传奇。

　　那是1984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余姚田野。为摆脱农业独大的单一局面，城北公社决定“无中生有”，办一家“有科技含量”的工厂。

　　当时37岁的农家子弟王文鉴带着8名高中毕业生，前往浙大学习光学冷加工技术。学成归来，怀揣6万元贷款，在4间低矮的平房里挂上“余姚第二光学仪器厂”的牌子，这便是舜宇梦想的起点。

　　一年后，这支“手握锄头”的农民团队，打磨出了第一批玻璃，通过验收后销售，赚到了3.14万元利润，相当于当时300亩稻田的年收益。

　　准备大展拳脚的王文鉴赶上了好时候。1985年，余姚正式撤县设市，由此带来的红利，有效破解了县域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了地方积极性。像王文鉴这样怀揣技术和热情的创业者，在余姚掀起了办厂热。

　　“陆埠镇的水暖厂，泗门镇的电线厂，梁弄镇的灯具厂、消防器材厂……大量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余姚市委党校原教研室主任胡仲光回忆道。

　　“农业县”向“工业市”的产业转型大幕在余姚拉开，王文鉴的光学仪器厂也在这股浪潮中乘势而起。1994年改制后，当年销售额就突破6000万元。

　　越来越多的余姚民企从草根长成了大树，千万棵树汇聚成林，共同抵御风沙，产业集群便是这样的“生态”奇迹。

　　2000年，余姚深入实施“工业立市”战略，着力推动块状经济做大做强。曾经零散的小作坊逐步向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家电、水暖器材、汽车零部件制造等一系列在全国具备知名度的支柱产业逐步形成。

　　这时的舜宇，迈过了盲目多元化带来的阵痛，更加专注于光学镜头研发生产，将超过7%的年营收坚定地投入研发。短短十数年间，城西产业基地从无到有，而今更是形成了面积达95万平方米的产业园，深深嵌入全球光学领域版图。

　　舜宇，这面“光学镜子”，映照出余姚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的清晰路径和澎湃动能。

　　作为浙江省块状经济的典型县域代表，余姚不仅仅全力发展“从优向强”的传统产业，也推动大量新兴产业“从无到有”，清晰布局光电信息、特色工艺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等四大新兴产业链，构建起层次分明、竞争力强劲的现代产业体系集群。今年1-5月，余姚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203.6亿元，同比增长9.4%。

　　“城市与企业，共生共荣、共享共赢。”舜宇集团总裁王文杰动情地说，舜宇的光学舰队将与余姚两万家工业企业共同驶向更辽阔的星辰大海。

　　寻根者

　　——一粒沉睡七千年稻米的现代化重生

　　余姚井头山遗址的文物库房里，孙国平手中的细毛刷突然停住。8000年前的牡蛎壳上，一道细微裂纹让他屏住呼吸，“这可能是先民撬开‘海鲜快餐’的原始痕迹。” 

　　这位河姆渡“挖土人”，他的“考古人生”几乎与“余姚市”同龄，始终追寻着史前文明密码，或许，早在1978年那个冬天，伏笔就已悄然埋下。

　　那一年，经过两次考古发掘后，写入教科书的河姆渡遗址文物首次公开展出。13岁的孙国平挤在人群中，鼻尖紧贴展柜，凝视着黢黑的碳化稻粒，“像烧焦的爆米花”。面对自己血脉深处如此悠长的根系，他的目光里交织着惊奇与几许迷茫。

　　这场展陈在少年心中埋下疯长的考古梦。

　　1984年，在身边人的诧异和不解中，孙国平以优异的成绩投身冷门的北京大学考古系。一年后，余姚撤县设市，城市深沉的根系迎来生长的契机。1986年，余姚市专门成立余姚河姆渡开发领导小组，划拨土地筹建文化地标——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一座新城市的文化骨架，就此开始拔节生长。

　　当年轻的余姚市将河姆渡写入城市发展战略时，北大考古系二年级学生孙国平也将这三个字刻入研究坐标。毕业后，他回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在田野考古实习中磨破第一双胶鞋时，余姚“文化强市”战略发布。这座城对文化的看重，让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考古人喜不自禁。

　　命运的榫卯开始咬合。2000年，三七市镇一家热处理厂打井时挖出大量史前陶片，政府当即斥资回购地块开展勘察，由此发现了同属河姆渡文化的田螺山遗址。孙国平作为领队踏入这片“意外之喜”，亲手挖出7000年前的榫卯木构件，触摸到了人文之城的强劲脉搏。

　　“现在，余姚人动土前都会多看一眼。”孙国平抚摸着手中的贝壳说，作为河姆渡文化直系祖源的井头山遗址，也是在建造厂房前的地质勘探中，因热心村民捡拾散落的“物品”交到他手中而得以重见天日。

　　走进正在加紧施工的河姆渡考古遗址公园，一片辽阔天地正缓缓展开。未来，园区内，7000年前的稻谷将在精心设计的展柜中安眠，游客们将驻足于巨大的复原干栏式建筑之下，仰望着先民仰望过的同一片天空。

　　近年来，余姚为河姆渡文化保护投入的资金已达数亿元，还在全省率先成立考古服务中心，出台《考古前置及文物涉建项目报批流程》，仅2024年，140块土地在开发前就接受了考古“体检”。

　　这种魄力，让“大河姆渡”文化版图不断扩展，从展柜里的孤品到鲜活的文化IP，河姆渡在现代城市中重生。

　　守护者

　　——一张焕发新生的中医药千年古方

　　“俞老中医来村里咯！”龙溪村，四明山区一个偏远山村里，高音喇叭一吆喝，便能轻易唤来大半个村庄的人。今年78岁的“国字号”名中医继承人俞承烈，每年如约而至。

　　“我这老胃病，就信你的方子。”65岁的村民褚红梅搓着手，眼里满是期待。

　　俞承烈笑着点头，手指轻轻搭上脉搏，话头却指向了40多年前，也是在“临时诊室”，简陋、忙碌，却同样满载希望。

　　那时，余姚还没有百姓口中“专门的中医医院”。“一纸‘县县建中医院’的文件，让我们手忙脚乱。”俞承烈回忆道，短短一个月时间，余姚县中医院就在“借来”的面积仅240平方米的两层楼房里匆忙挂牌。“哪像个医院？6个老倌从乡镇‘拼凑’来，挤在车库里，抓药得踩着竹梯够顶棚的竹笼。”当年30岁的俞承烈，是老倌里最年轻的“新兵”。

　　俞承烈和同事们天天盼着能有一幢自己的医院大楼。撤县设市前夕，15亩土地上气派的中医医院大楼拔地而起。当时已经身为副院长的俞承烈又添新烦恼：“这么大一栋楼，光运营的费用一天就得一大笔钱，有这么大需求吗？”

　　后来的事实证明俞承烈多虑了。随着撤县设市带来的城市扩张、人口流动和经济繁荣，民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也不断提升，中医医院迎来了发展的第一波高潮。

　　“当时，余姚人口也就五六十万，中医医院的年门诊人次就达到了近26万。”俞承烈回忆道。城市的野心，正是通过这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实现。

　　这个数字，也成了俞承烈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他带着团队定下铁规：“中医治疗比例必须冲到70%，汤剂苦，我们就研发袋泡剂；护士不懂经络，就亲手教她们艾灸……”

　　医院实验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俞承烈花了五年时间，将千年古方革新为“胆胃散袋泡剂”，余姚首个省级中医药科研课题就此诞生。当这份获科技进步奖的成果登上《中国医药学报》时，有同行惊叹：“县域医院竟能做出国内先进的剂型创新！”

　　时间闪回到现在，俞承烈把这副药方写进褚红梅的处方单里时，村委会墙上的电子屏正滚动着医共体专家的坐诊信息。陆续有闻讯而来的村民，记录着上面的信息。

　　今天的余姚市中医医院又搬到了更宽敞明亮的大楼里，成为全省县级中医医院的标杆。余姚全市卫生机构从40年前的174家发展到如今707家，并通过“县聘乡用、乡聘村用”等创新模式，构建起现代医疗体系，让38个专科联合门诊扎根基层，曾经需要跋山涉水进城求医的村民，如今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截至2024年，余姚居民人均期望寿命已达82.04岁。

　　俞承烈觉得，把自己这个“优质医疗资源”送到最基层，成了他退休后自豪的正事：“我这是在追赶时代的脚步啊！”

　　姚江依旧流淌。城市40岁，正年轻。它的心跳，随着新一代追光者、寻根者与守护者的前进脚步，愈发蓬勃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