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4月18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沈晶晶 通讯员 邓懿 俞莹)一堆垃圾，如果不及时处理，很可能成为环境卫生的负担；一处绿化，如果没人用心维护，也可能荒废成为杂树杂草。在城市小区里，因为有物业负责，这些自然不用居民操心。那么，在农村呢?

　　靠村民，也许可以，但别人家门口的事怎么管?靠村委和上级部门，也许也可以，但资金从何而来，又如何调动村民的积极性?

　　浙北安吉，不少村庄尝试着将保洁、垃圾清运、文体设施管理、供水供电维修等村里事交给“外来的和尚”——第三方物业管理公司。最近，面对物业公司互相竞争的问题，安吉县又成立农村物业管理协会，旨在加强行业规范，制定行业标准，推动乡村物业管理向着更加规范、有序的方向发展。

　　城市社区式的物业服务，究竟给乡村带来了什么标准的服务?乡村物业管理的市场化，又给村庄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春暖花开之时，记者走进安吉，探寻答案。

　　乡村物业做些啥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作为中国美丽乡村的发源地，安吉人有一个共识：美丽乡村不仅要建设，还要长效管护。

　　如今，县农办的专人考核队伍每月都要到所有行政村走一遍，检查的内容包括村庄保洁、绿化养护、文体设施、维护农村污水设施管理情况、剿灭劣V类小微水体等等。其目的就是为了明确奖惩，从而激励村、镇(街道)建设长效管理机制。

　　这几年，考核结果不佳的村庄也不少，例如去年年底，天荒坪镇大溪村就因为连续三次被评为“一般”。

　　这个地处山区的小村，从几年前开始就发展乡村旅游，夏季漂流颇有名气，全村共有农家乐188家。一到旅游旺季，仅每天厨余垃圾量就高达四五吨。村道边、绿化带内时常能看到零星白色垃圾。由于污水处理设施容量不够，厨余、洗涤用水流入河里，水面常常漂浮着油渍。河边乱拉绳索晾晒衣物、路边摆摊等现象也屡见不鲜。

　　“我们也很无奈。”大溪村村委委员翁伟滨坦言，此前村委聘请了几位村民做保洁，投资28万元引进厨余垃圾处理设备，旺季时村委班子还得全员投入协调交通停车、村庄治安管理，“钱花了不少，效果不怎么样。负责保洁、垃圾清运的村民对于垃圾分类、资源化无害化处理一知半解，碰上体育设施、污水设施坏了，也束手无策。”

　　村里大会、小会开了几次，也集中整改了几次，但效果总让人不满意。“还是得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去周边做得好的村庄转了圈，村委下定了决心。今年4月1日，大溪村和今典物业公司签订合约，引入城市社区物业管理服务。村里每年支付物业管理费用，并以县农办美丽乡村长效管理考核结果评价物业管理效果。

　　“农村物业和城市社区区别很大，一个开放，一个封闭，服务范围和内容不同，管理的方式也有所区别。”今典物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入驻大溪村后，公司派3辆车、15人于一周时间内开展了拉网式环境卫生整改，并列出了物业管理各项清单，对工作人员进行分组培训，“常规化管理至少需要12人。原先村委聘请的保洁人员按自愿原则选择是否留任，但进来了肯定得按公司规章制度管理。”

　　这几天，大溪村村民们发现，水泥主街到村间小道空白的绿化补上了，垃圾清运车来来回回行驶的次数多了，各项基础设施也有人管了。

　　“村子清爽多了。”翁伟滨感叹，就连原先保洁人员工作时间聊天、早退、迟到的现象也少了，“乱摆摊、晾晒衣服的村民，以前村里不好说，说了也经常推诿，现在公司的人一说，大家觉得不好意思，都收了起来。”

　　大溪村以外，目前安吉60%的行政村都引入了城市物业管理，一些以村为主招投标，一些将整个乡镇的物业推向市场，一些只负责卫生保洁、绿化管护，另一些则将违章建筑监督、道路养护等内容一起整合“外包”。

　　现在，大溪村里的变化已经开始，一切正等待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的考验。

　　运营经费从哪来

　　——公司化运作解决缺钱少人难题

　　“和城市物业不同，卢家场村的物业除了负责家园清洁外，还负责田园清洁和水源清洁，‘先天’地呈现出鲜活的‘乡土气息’。”2005年，全国较早的农村物业管理站、河北省涿州市清凉寺办事处卢家场村综合物业管理站开张时的广告词，曾被许多媒体引用。

　　而6年后，媒体再次探访时发现，当地物业管理站的5间用房已经出租，污水处理池、发酵塔等设施闲置。城市式的物业管理这个新鲜事物，从村民的生活中消失了。“每年几十万元的维护费用，不可能平摊到村里每个人头上吧?”当地村干部无奈感叹。

　　其中折射出的，是城市物业管理模式进入农村后面临的共同困境：钱从哪儿来?

　　“城市小区的物业费用由业主共同承担，但在农村，理念普及还需时间。物业公司要盈利，村集体经济、政府也不可能无限投入。”安吉县农办美丽乡村长效管理办公室主任喻凯也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孝源街道的实践为他提供了全新思路。

　　属于安吉半山区的孝源街道不大，辖5个行政村。多年来，因为地理位置等因素，除街道所在村孝源村村集体经济收入每年有100多万元，观音桥村、尚书圩村、皈山场村、洛四房村等其他4个村依靠土地、山林流转，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20万元左右。“外面的物业公司进村每年费用在16万元到18万元之间，村里怎么负担?”观音桥村村支书有些发愁。

　　去年7月，在街道牵头下，5个行政村和原皈山乡集体资产经营公司联合成立了安吉创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6位股东代表投票选举观音村村党支部书记王幸福为董事长，孝源街道工作人员徐炜超为总经理，聘请观音桥村茶企负责人王重义为副总，建立物业部、工程部、财务部三个部门。

　　“物业部的工作内容与外包物业公司相似，主要是卫生保洁、绿化养护、设施维护，工程部负责承接村镇小型工程、中介服务等。”徐炜超告诉记者，每年街道和各村按协议向公司支付物业管理费用，公司盈利再按股份进行分红。

　　今年2月，县里启动绿化工程，孝源街道的任务量不轻：1个月内种树3000多亩。以往，任务分解到各村，再由村委安排村民完成。

　　“农忙的时候找不到，农闲的时候搞不定，就怕不公平，吃力又不讨好。而且像种树、修路、造桥这种分到各村的小额工程，量小、变动大，经常要根据实际情况换方案，不适用招投标。”王幸福说，这次各村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后，统一交由公司运作，统筹采买树苗，临时招聘60余人，每天工作8小时，150元一天，20来天就完成了任务。除去人工开支等，净利润5万元左右，“每个村的人力打通了用，村民有收入，工程质量也有专人监督，大家都省心。”

　　运行还不到一年，创源公司的名气已经传遍了孝源街道。一些工厂、企事业单位也开始委托他们招聘保安、保洁工、食堂员工，支付中介费用。仅此一项，公司每年就能有五六万元收入。

　　而按往年经验看，一年分解到各村的小额工程少说也有六七个。王幸福预计，今年年底分红，每个村集体经济能分到20余万元，“物业运营经费的问题解决了，村庄环境好了，村集体经济收入还能有增加!”

　　村民感受怎么样

　　——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走向市场化的尝试

　　在农村行走，喻凯发现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村民们极其渴望村庄面貌提升，村委会期待村庄建设有成效，但另一方面受到商业文明价值观和邻避效应影响，大家不愿意付出。遇到需要退让的情境，也常常先衡量经济效益。”

　　做了6年多村支书，王幸福对村民群体心理颇为感慨，比如垃圾分类，村委说重了不好，说轻了没用，尺度不好把握。但他觉得，最要紧的，就是“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在观音桥村，当经过专业培训的工作人员认真讲解垃圾分类、无害化处理知识时，村民们原先漫不经心的表情变得渐渐认真严肃起来，“原来，实施垃圾分类好处挺多。”54岁的村民夏胜根说。

　　从去年年初开始就在村里当保洁员的王爱玉，选择加入创源公司，继续管着从皈山中学到村里1公里多长道路和2个生产队的环境卫生。这两天，香樟树落叶多，她每天都要来回扫上4遍，“现在听公司的，做什么、怎么做都很清楚。”

　　而无论是村两委，还是街道干部，都觉得物业公司步入正轨后，管理轻松了，也顺畅多了。“以前上级下达工作任务，街道布置到村里，村里再号召村民，做不好还得惊动街道，兜转一圈，还要紧急叫专业公司来善后，费钱又费力。”徐炜超说。

　　“适合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进行的事情，要交给市场、引入专业力量。什么都要抓，就什么都抓不起来。”在王幸福看来，现在浙江各地正在进行的村集体经济改革、村社分离互动的用意也正在于此，“村集体经济的事交给合作社。村委会也要回归本来的事务，抓好村庄养老、精神文明建设等公共事务和公益活动。”

　　由此看来，引进农村物业的一小步，似乎也关涉到了乡村治理方式转变的一大步。

　　而随着物业服务与乡村“混搭”越来越和谐，村民们对村庄的热情也在点燃。

　　灵峰街道横山坞村里，村民扛着锄头出门，走过头了还绕回来将大巴车车轮带下的泥巴铲掉；天荒坪镇余村村里，80多岁的村民看到游客从车窗扔下的果壳，默默捡起，扔进垃圾桶；207个村庄将治水护水列入了村规民约，村民们主动承担起小渠、池塘清淤任务；互相推诿、撒手不管的事情，现在村里都愿意坐下来谈一谈，商量出个对策。

　　当然，到底农村物业哪种模式更合适，对于他们的服务如何更有效地监管等问题，安吉还在探索。

　　这几天，县农办也召集26家涉及农村物业的公司开了两次会，成立了安吉县农村物业管理协会。一次讲的是“如何自律”，要求各公司开展自查、互查。一次讲的是“如何规范”，要求开展保洁员轮训，并向其他县区扩展市场。

　　不管怎样，让农村事务走向市场化，为村民提供多样化、专业化的服务，意义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