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杭州10月13日讯（浙江日报记者/黄宏 制图/吴雄伟）未经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证据裁判要求，没有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按照疑罪从无原则，依法作出无罪判决……前段时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等“两高三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意见》的出台，将给现有的刑事诉讼制度带来哪些变化，浙江会如何贯彻落实？记者就此采访了省高院刑一庭庭长陈光多。

　　防止刑讯逼供

　　对侦查中心主义说不

　　呼格案、云南投毒案……近年来，冤假错案的出现既引发了社会高度关注，也促使人们对刑事诉讼制度该如何合理设置进行思考。

　　“刑事制裁，在所有法律制裁措施中，是最严厉的。”陈光多说，刑事制裁可以剥夺或限制人的人身自由，甚至可以剥夺生命，还可能“伴生”着其他方面的影响：家庭破裂、妻离子散等。

　　在以往的刑事诉讼制度里，庭审往往过分依赖侦查卷宗、笔录等书面材料。某些时候，“起点错、跟着错、错到底”，极容易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法律界称之“以侦查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实践。

　　“‘以侦查为中心’，容易导致有罪推定倾向。”陈光多说，整个《意见》可以归纳为4句话：确保诉讼证据展示在法庭、确保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确保控辩意见发表在法庭、确保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

　　对证据的审核与认定，是法院审判认定事实的基础和前提。冤假错案的产生，背后往往和一个名词有关：“强迫自证其罪”。《意见》中特别指出，要完善讯问制度，防止刑讯逼供，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这个《意见》重申了一系列非法证据排除的制度和程序，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推进，将产生一种倒逼机制。”陈光多说，《意见》重申了一系列的规定：审判阶段要严格落实疑罪从无，对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要依法作出无罪判决；起诉阶段，对经过两次补充侦查后，证据仍然不足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侦查阶段，要全面客观及时地收集各种证据，尽可能查明案件事实真相。

　　陈光多说，对非法证据排除方面，浙江走在前列，如《意见》中规定的，在规范的讯问场所讯问犯罪嫌疑人，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对讯问过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等。“这些浙江基本上都做到了。”他说，这将更有助于落实刑事诉讼中“疑罪从无”的原则，更切实有效地保障人权，从而维护公平正义。

　　让庭审真正发挥作用

　　用制度化解证人出庭难

　　前段时间，在乐清法院的一场庭审中，两名被告人提出，自己有自首情节，恳请法庭给予认定。这一案件的办案民警则出庭作证，讲述这两人落网的整个经过。

　　庭审实质化，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长久以来，证人出庭率低，法院要查明案件真相，往往只能靠书面材料和证言，成为刑事诉讼长期存在的“痼疾”。

　　温州市先行先试，专门出台了证人出庭的相关制度，普通证人、专家证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在温州两级法院中已渐成常态。

　　《意见》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法院认为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此外还规定了一些具体措施，以解决证人出庭作证难的问题，例如健全证人保护工作机制，建立证人、鉴定人等作证补助专项经费划拨机制，完善强制证人到庭制度等。

　　“对具体落实《意见》的规定，我们已拟定相关措施，正准备在全省法院推行。”陈光多说。

　　在司法改革中，提出要对刑事案件进行繁简分流，将案件分为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三类。在实践中，凡是采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的刑事案件，往往采用独任制，只有1名法官对具体案件进行审理、作出裁判。

　　从我省的实践来，速裁程序、简易程序的刑事案件往往占了“大头”。以乐清法院为例，目前该院普通程序的刑事案件数只有一成多，而采用另外两个程序的案件数则占了八成多。

　　《意见》中规定，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除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以外，一律要当庭宣判；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一般应当庭宣判。“这对法官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陈光多说，“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案件开庭结束就当庭宣判，使打招呼说情、干预办案，找不到‘时间差’。”

　　《意见》对庭审实质化方面还有更多的规定，如规范法庭调查程序，确保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完善法庭辩论规则，确保控辩意见发表在法庭；完善当庭宣判制度，确保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严格依法裁判等。

　　保障权益维护公平

　　有罪没罪法院来定

　　在《意见》中，有一条规定引起各方关注：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这条规定强调了法官在定罪量刑方面，具有唯一的权威性，充分体现了‘以审判为中心’这个原则。”陈光多说，其背后隐藏的意思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靠证据说了算，由法院审判决定。

　　在庭审中，被告人能否在法庭上为自己作充分的辩护，在经济条件不足的情况下，能否获得国家的帮助、法律援助，关系着个人的自由权甚至生命权能否得到切实保障。

　　《意见》中，对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有着大量的详细规定：依法保障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论辩护权、申请权、申诉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依法保障辩护人会见、阅卷、收集证据和发问、质证、辩论辩护等权利，完善便利辩护人参与诉讼的工作机制。

　　《意见》还规定，要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法律援助机构在看守所、人民法院派驻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健全依法申请法律援助工作机制和办案机关通知辩护工作机制。对未履行通知或者指派辩护职责的办案人员，严格实行责任追究。

　　“从实践来看，这些规定，意味着在法庭审理阶段，控辩双方参与程度会更高，审理时间也会加长。”陈光多说，庭审中，被告人的辩护权能否得到最有效的保障，各种证据、主张、观点、意见能否得到来自正反两面的充分辩论，关系着之后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是否科学公正，同样也会对之前的环节产生倒逼作用，有着重要意义。

　　“刑事制裁，是为了遏制犯罪。相信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推进和完善，群众对法律边际的认知也会更清晰，明白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陈光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