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2月24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马黎）昨天，三只抽屉式的小木箱摆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方向明的面前，棕色，陈旧，木纹斑驳。

　　这种箱子，是上世纪80年代，考古所给每个研究员准备的。

　　这三只，属于考古学家牟永抗。他退休后，把箱子留在了办公室，对同事们说:这些东西，就放在你们这里吧。

　　2月10日，牟永抗在杭因病去世，享年83岁。这些天，作为他最亲密的学生，方向明到老师办公室整理遗物。

　　方向明用软布轻轻拭去木箱上的灰尘，打开箱子，里面有一只只中药包似的包裹，用塑料绳子捆得很扎实。

　　当已经有些脆的包裹纸轻轻打开，一块块沉甸甸的石钺、石斧出现在方向明面前：这是牟永抗在野外考古采集的标本。扁平的石钺边缘上，隐隐辨得出已经漫漶的字迹:“1981.5.1余杭大观山”。

　　这是老师的字。方向明一眼就看出来了，用墨书工整地写明出土地点，是老先生的习惯。

　　另一只箱子里，放着修复器物用的工具，还有生锈的大头针、发黑的小橡皮、只剩半截的铅笔头……

　　一个蹲在泥土前，拿着刮子刮面，用自己制作的竹签细细剥剔器物，随着这些旧物的出现而浮现。

　　1978年春天，当时还年轻的牟永抗，和另一位考古学家王明达，来到海宁徐步桥遗址，为了找出“良渚文化的墓不是平地掩埋”证据，两人天天围着太阳打转：为了辨认墓坑，正光、测光、逆光，太阳什么时候变幻光线，他们就盯着泥土观察，边找边用手铲剥剔，一天又一天，不紧不慢，不急不躁。直至第一次完整发现并确认了良渚文化的墓坑。

　　箱子里的旧物，正是浙江一位考古人风吹日晒于野外的记录。

　　这就是简单的技术活，单调，重复，需要耐心。考古所的研究员郑嘉励说，“只有‘纯正’的田野考古学家，才会做这些事情。”

　　木箱里每一件来自田野的器物，都无声地印证着一个学人的日常。“没有野外，就没有生命。”牟先生总跟年轻人唠叨的这句话，犹在耳边。

　　他们的遗产，何处安放

　　昨天，方向明坐在电脑前，把箱子里的考古材料，一张张拿出来整理、抄写。牟老以前习惯晚上打电话过来聊天，这个时候，方向明要么在炒菜，要么酒刚喝完，“以前也有烦他的时候，但现在电话再也不会来了。”虽然是笑着说的，但方向明还是些许伤感，尤其这几天慢慢整理箱子，时有触动他的东西出现。

　　在最后一只箱子里，他发现绍兴市坡塘公社狮子山著名的306号墓的所有资料。此墓在1982年3月发掘，是浙江省内首次发现的一座较大型的先秦墓葬，出土了很多高等级文物，比如乐伎铜屋，俗称“铜房子”，是罕见的先秦青铜房屋模型，现展于浙江省博物馆。

　　“这下，可以好好理理了。”方向明说，这些材料过去公布得不完整，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显得特别重要。

　　“浙大化工系防空洞　　75.5”(记者注:1975年5月)、“杭州曙光路101号(市农机公司仓库)采”，有两块石钺上写着这样的字。方向明一看便知，“哎，这个不容易啊，你应当知道曙光路是什么意思。”

　　1953年，解放后浙江首次考古，就在老和山(现浙大玉泉校区U字楼)进行。牟永抗在《长江中下游的史前玉玦》一文中写道:“我第一次看见史前玉玦是1953年夏天……。”另一篇《关于良渚、马家浜考古的若干回忆》里也有一段回忆:“(1953年)报到不久，我们这些对考古学完全陌生的小伙子的兴趣，是先到早三十年代就已发现的古荡(即老和山、现浙江大学校址)、良渚和嘉兴双桥、湖州钱山漾等遗址开一开眼界……”

　　那是牟永抗们，新中国第一代考古工作者的青春。

　　方向明把这些文字贴在朋友圈里，跟了一句转发语：我们的前辈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1973年，河姆渡遗址的发现震惊了考古界和历史界。1976年秋冬至1977年春，牟永抗主要负责编写了河姆渡第一期发掘报告——《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河姆渡文化”的断代及其内涵》，光文字就有12万字(另外三位执笔人分别是梅福根、魏正瑾、吴玉贤)。这部稿本后来删减浓缩成图文并茂的70页发表在《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原始报告后来没有公布，2004年方向明对全文进行过整理，现保存在档案室。

　　方向明说，任何前辈，跟工作有关的档案都属于考古资产的一部分，是文物，也是必要的档案资料。像牟老最后一只箱子里还有罗家角遗址(1979年11月发掘)的材料，在移交给档案室前，需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整理。

　　牟先生留下的手稿也比较多，方向明要一一分类，就连破了的封皮袋也不能扔，也是文物，“必须用最好的方式整理存档。”方向明说，“我们做考古的，如果不知道以前是怎么样的，你所做的哪怕再好也是不完整的。”

　　比如，《牟永抗文集》是省考古所原所长曹锦炎在任时决定出版的，他的初衷，一为老先生们建立学术文库，二是激励一下所里的年轻人。“这个时代，大家都在追求物质利益，在学术上有追求的人不多，这对后辈是一种榜样。”曹锦炎说。

　　牟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正通过一个最妥帖的方式，在延续着它的生命，滋养着后来人。那么，我们身边那些文化老人，他们离去后留下的手稿、证书、书画、著作，是否还躺在冰冷的角落，没能及时抢救？它们，是否都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安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