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4月2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张瑾华 通讯员 马正心)昨天下午，悦览树的阶梯空间灯光很柔和；幻灯打在嘉宾和主持人身后的毛玻璃上，投影是半透明的，但也看得清楚。在这样充满神秘感的空间里，钱报读书会的嘉宾和读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主题是一本旷世奇书——《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

　　米洛拉德·帕维奇是誉满全球的作家，进入汉语文化圈比较晚。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几年前出版的《哈扎尔辞典》起，才进入国人的视野。而《哈扎尔辞典》被中国人关注到，还得追溯到中国作家韩少功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备受争议的《马桥词典》一书。是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让中国文学爱好者知道了世界上有一部叫《哈扎尔辞典》的奇书。

　　吊诡的是，《哈扎尔辞典》创作时，南斯拉夫还存在。帕维奇写《最后之恋》时，南斯拉夫已经解体。

　　帕维奇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命运的思考和忧虑，或许你能从书中飞翔的想象和荒诞的故事中感知到。

　　这本塞尔维亚已故作家的奇书，已列入2016春风图书势力榜“好书60”之一，译者曹元勇也正在角逐春风图书势力榜年度金翻译家奖。

　　昨天下午的悦览树书房，在“理智”与“飞翔”间穿越3小时，帕维奇到底给我们设的是一个什么局?

　　“非线性”叙事结构

　　帕维奇在“玩儿”

　　帕维奇《君士坦丁堡的最后之恋》中译本在2016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作者采用了非线性叙事的结构。小说的每一章均以一张塔罗牌命名。

　　读书会一开场，主持人建议本书译者曹元勇先生从书中挑选一段朗读。该怎么挑呢?遵循帕维奇先生的本意：用塔罗牌来决定。曹元勇从书盒附带的一套塔罗牌里抽出了“节制第十四”，遵循“命运”，他朗读了书中题为“节制”一章。手镯、戒指、挂在脖子上的鞋子……丰富的意象喷薄而出。

　　曹元勇说，塔罗牌中的“愚人”是第一张牌，也是启动牌。它代表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要进入新的阶段时的一个开始。它代表好奇心、求知欲，也代表对未知的茫然。按照《最后之恋》印刷的顺序，它是第一章。如果按照书的章节顺序阅读：愚人、魔法师、女祭司、女皇、皇帝……展示的是一个个体——“愚人”——成长的过程。但《最后之恋》每一章都可以作为故事的开头，形成全新的叙事。

　　许志强教授从学者视角对这样的构思作了诠释。他认为对结构的探索是欧洲文学艺术重要的一部分；帕维奇在《最后之恋》中采用的是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方式；本书开篇的第一章把一个杂糅的、带有异国情调的、包含诸多语言——拉丁语、法语、塞尔维亚语——的世界展示给读者；给小说定下了基调。这样的基调不追求虚构作品的“真实性”，而是让读者在真实与虚构的矛盾中探索新的意义。换句话说，帕维奇是在“玩”，要让读者随他“飞翔”起来。许教授这样形容。

　　读书会上，对学院派的理解有不同的声音：帕维奇是塞尔维亚人，他对祖国在上世纪末的政治动荡(包括波黑内战、南斯拉夫解体)以及塞尔维亚人民的命运，是充满人文关怀的。读者能够立足现实，在帕维奇的《最后之恋》中(本书发表于1995年，南斯拉夫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解体)体会到对一个民族的感情，是弥足珍贵的。

　　对这样的奇书，依然维持传统的寻求现实意义的阅读习惯，会不会被嘲笑呢?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许志强给学生上课时也曾讲过帕维奇。他认为，传统的解读和后现代“放飞”的解读之间所产生的张力，是这部作品的重要意义之一。

　　译者曹元勇觉得许教授所说的“张力”乃是帕维奇的伟大之处：没有哪一个读者、哪一位专家的解读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同时，每个读者都能从他的作品中做出自己独特的解释。

　　《最后之恋》和《哈扎尔辞典》：

　　两本奇书

　　在读书会正式开始前，现场放了一段影像，是上海作家陈丹燕的“捕梦之旅”：她带着《哈扎尔辞典》踏上了曾经的南斯拉夫的土地，寻访哈扎尔之“故土”，这段旅程，后来陈丹燕写成了一本书：《捕梦之乡》。

　　有时候一本好书，就会让人沉迷其中的世界，沉迷去解开其中的谜语，让人真的出发，踏上一段旅程。帕维奇，就有这样的魔力。

　　有一个问题，如果帕维奇的两部奇书《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和《哈扎尔辞典》只能带一本上路，你会选哪本?

　　译者曹元通笑称《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翻译到现在，他简直有点厌倦了。但如果真的要选一本上路，他可能还是会选本薄一点的《最后之恋》，至少里面有一副塔罗牌可以玩一玩。当然这不是简单的娱乐。塔罗牌对这本书的结构是很重要的。虽然内容相对少，《最后之恋》却是值得反复读的一本书。就像许志强教授所说的，该书是循环结构的，里面的“三次死亡”的戏中戏不断呼应着后面的情节，但后来的情节又颠覆着“三次死亡”的寓言。所谓烧脑，这本书中处处有这样的阅读挑战。

　　《哈扎尔辞典》关于宗教、历史、民族的宏大意象，让对塞尔维亚文化背景不熟悉的人相对难以进入。《最后之恋》的背景相对简单，发生于十九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当然，这些历史性的东西，对帕维奇来说，属于艺术材料的一部分，不是全部。

　　曹元勇详细解释了《最后之恋》人物间复杂的情感关系。这样的结构才能够充分与塔罗牌的形式相结合。它的每一章都是“点到为止”，绝不多说一句话。《哈扎尔辞典》充满了巧妙的句子、延伸，但《最后之恋》绝不过度。

　　曹元勇称帕维奇是一位天才作家。他的另一部作品，《风的内侧》有一个漏斗式的、两头都可以是开头的结构；书的最后，剧中人发现餐具上刻着戏剧的台词。如果是天分不够的作家，根本玩不动这样的结构。

　　中国文学和

　　西方文学的传统

　　反观中国作家的写作，似乎还没有哪位敢写一个特别“烧脑“的、“飞翔”的、让人不能轻易看明白的作品。读书会上几位嘉宾观察到，近几年国内写作者的创作潮流似乎正在回归传统写作，强调叙事性、现实题材较多、注重影视化的可能性；似乎和西方写作者朝着相反方向在发展。这是为什么?

　　许志强教授认为，西方的后现代文学实践可能和西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传统有关：他们有一种不断突破、挑战的传统。作为国内著名的出版人，曹元勇认为优秀的、一流的作家都有自己的追求，该先锋的时候先锋，该贴近生活的时候贴近生活。莫言的《生死疲劳》，通过大头娃娃的视角、动物的眼睛，写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是很了不起的。再比如格非“江南三部曲”每部4章的架构，也有先锋的影子。到了新世纪以来，关于“先锋”的问题，在中国文学界已经不重要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关注点已经变了。

　　曹元勇说，西方对结构、叙事的挑战与创新也不是一个普遍行为，帕维奇这样的作者也并不是主流。在全球化、商业化的背景下，贴近生活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必定是更受欢迎的。有许多作家出版了几十部作品，商业口碑好，能够得到一些大奖，但他们的创作可能在原地踏步；同时，还是有一些作家在尝试突破的。

　　现场有读者提问，这些年中国作家的作品回归“四平八稳的中国式叙事”，是不是追溯传统?许志强教授说，其实现代中国人生活的结构已经被手机“挤扁”了，已经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像《红楼梦》那样的结构。后现代主义，例如帕维奇这样的打破现实主义叙事的结构，在中国不是时髦，而是符合现代人生活状态的结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