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瑞金挂着相机站在家门口 记者 葛亚琪 摄

　　临江湿地的野生鸬鹚  徐瑞金 摄

　　农技站人员检查晚稻病虫害  徐瑞金 摄于1982年

　　人民群众欢送应征青年入伍 徐瑞金 1984年摄于新湾乡人民政府门口

　　萧山最后一次人工围垦  徐瑞金 摄于1986年12月

　　9月14日，本报A04版刊登了《潮来了，他操起网兜冲到潮水最前头 抢鱼抢了40年 钱塘江最后一个抢鱼人》的报道。拍摄这组照片的是新湾派出所的退休民警，65岁的徐瑞金。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老徐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拍摄萧山围垦的照片，他的镜头记录了大江东的前世今生。

　　徐瑞金，萧山新湾街道人，年轻时当过兵，1980年退伍后被分配到新湾人民公社文化站当站长。当时萧山群众文化很活跃，县文化馆要求每个文化站都应有照相机。这样，公社给文化站添置了一台海鸥120照相机。

　　此后，凡公社有什么活动，有相机的老徐就成了“专职摄影记者”。“后来又换了个135相机。哪里搞活动，我就去哪里拍照，有的是领导指派，有的是自己去搞创作。”老徐说。

　　老徐说，自己开始只拍国产的黑白胶卷，都是自己冲洗。1984年开始改用彩色胶卷，就要到店里去冲洗。而老徐常用的彩色胶卷当时柯达20元一卷，富士15元一卷，冲印每张0.5元。

　　“虽然我拍照公社里有报销的，拍多少报多少，但那个时候都很节约的。”

　　比如一个文艺活动，就拍半个胶卷，主要就是拍宣传栏里会用的照片。那个时候老徐也没想过去投稿，如果活动结束胶卷还没拍完，就把胶卷剪断拿去冲洗，剩下的一段下次接着拍。

　　老徐觉得，胶片时代的会议照片是最难拍的，除了会场的全景，讨论表决的环节要拍，每个领导发言都要拍，但领导的表情很难一下就拍好，又不能像现在一样用数码相机连拍。

　　“碰上有领导老是看稿不抬头，我就写一张纸条提示‘把头抬一下’。”

　　当时，公社里有个宣传栏，是文化站的宣传阵地，需要用照片，当然是老徐拍的。像《农技站人员检查晚稻病虫害》《人民群众欢送应征青年入伍》《萧山最后一次人工围垦》《人大会议选举计票》等等照片都是他的“经典”作品。

　　不过，这些底片和照片却在2014年老徐搬家时不幸丢失了。说起这件事，老徐痛心疾首：“五六十卷底片放在楼梯下面的塑料袋里，结果都被帮工当垃圾扔掉了，当时我心疼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好在，这些底片中仍有七八张最经典的被老徐保存了下来，加上几张冲洗出来的照片，就是他对于上世纪80年代大江东地区生活的珍贵记录。

　　1993年，做了十三年文化干部的老徐想转公务员编制，刚好萧山公安局招人，他便“弃文从警”，成为一名公安战士。先是调入办公室工作。

　　“我这个人不习惯办公室的工作，我待不住的，喜欢出去跑。”在外面奔波惯了的老徐，不到一年就主动提出申请，调到了义蓬派出所，随后又调往新湾派出所直到退休。

　　在基层派出所18年间，老徐一直在一线担任社区民警。因为警务繁忙，他没有什么机会去拍照。原本熟悉的照相机也一次都没有碰过。

　　2013年3月，老徐正式办理退休，他和摄影的缘分也因为一个巧合重新开启。

　　“刚巧我儿子的照相机更新换代，他就把老的相机扔给我玩，我就又开始拍照了。”

　　退休之后，重拾相机的老徐不再需要为了别人拍照，他最感兴趣的题材就是临江湿地的水鸟。每天早上天不亮，他就开着自己的小轿车，带上数码相机和长焦镜头，到湿地蹲点，拍摄日出和在此自由生活的白鹭、苍鹭、野鸭、海鸥、野生鸬鹚等水鸟。

　　早在新湾派出所工作的时候，老徐就十分喜欢水鸟。当时在他负责的围垦片区，经常可以看到有人在钱塘江边打野鸟，或者用网去捕野鸭，这让他非常气愤。

　　“我很关注这个事情的，每年候鸟迁徙的时候我都要发一个情报信息到公安网上，希望引起重视。当时这个是归林业局管的，所以公安机关没有执法权，碰到这种人只能向林业局反映，林业局再来抓，但林业局不会天天来，所以这些人很猖狂的。”

　　2016年5月，大江东绿色生态公益组织成立，老徐在第一时间便加入了该组织，成为一名骨干生态公益志愿者。

　　老徐的加入给临江湿地以及生态公益组织在宣传攻势上加了一把火。他利用一台单反相机，拍摄湿地美景，追踪鸟类生存，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他的临江湿地日出“三步曲”被国内各大门户网站和多家媒体转载，临江湿地由此声名鹊起。

　　在老徐的镜头中，无论是白鹭、苍鹭、野鸭、黑水鸡，还是野生鸬鹚、凤头鷿鹈都有着浪漫故事，多组照片配上拟人化的文字被多家媒体采用。越来越多的人领略到湿地精灵的风采，也提高了人们爱鸟护鸟的意识。

　　借着“五水共治”的东风，以及志愿者们的努力，这两年，大江东基本杜绝了非法捕猎野生动物的行为，临江湿地这片3500余亩的水域，真正成为了鸟类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