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已进行改造的上饶铁路新村全景

　　从城站火车站踏上一列南行的火车，它跨过钱塘江，沿着浙赣线一路南行，经过了山田相间的金衢盆地，跨过浙赣边界，在336公里外的上饶停下了。

　　这座被誉为“江西东大门”的城市，是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沪昆高铁和京福高铁在此交汇，使上饶火车站成为中国首座“十字”交叉、垂直骑跨式高铁枢纽站。

　　几天前，当我随着庞大的人流，走出上饶站的出站口，耳边传来的却是熟悉的乡音——杭州话。出站口旁，两位正在维持秩序的铁路工作人员用我最熟悉的杭州话谈论着工作。这让我既亲切又惊讶，便上去问道：“你们说杭州话，是杭州人吗？来这里工作？”

　　两位工作人员笑了笑，说：“我们不是杭州人，讲的也不是杭州话，是一种只属于我们上饶的‘怪话’……”

　　上饶有个“铁路新村”

　　这里的人讲“杭州话”

　　形成了一个“小杭州”

　　在上饶火车站经营一家副食品店的上饶市民老朱也插话说，刚才我听到的就是当地一种叫“怪话”的方言。

　　“这种话和上饶话几乎完全不一样，我们都不太懂，但是听起来又很好听，我们小时候听到有人会讲这种‘怪话’，都很羡慕的。”老朱告诉我，还记得在他小时候，上饶城外铁路边的荒山上来了一大群人，将“怪话”带到了这里。后来，大家都称这群人为“铁路上的（人）”。

　　这座“荒山”，就是现在的上饶“铁路新村”所在地。说是“新村”，规模不小，堪比一个小镇。

　　家住铁路新村三路的曹淑英说的就是这种“怪话”。今年已经95岁高龄的她，顶着一头浓密的白发，穿着一件白色衬衫，显得非常精神，衬衫上的小熊图案又让人觉得这位慈祥的奶奶有些可爱。

　　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家中，用“怪话”和另一位奶奶拉家常。我仔细听了一会儿，发现这种被称为“怪话”的方言，和杭州话仅有一些语调上的差别，有点普通话，如果要形容的话，或许可以认为是一种“更接近于普通话版的杭州话”。

　　“曹老师是杭州来的老师，我们都喜欢来她家找她说话。”这位奶奶说。

　　得知我来自杭州，曹淑英张嘴就是一口正宗的杭州话：“我是杭州人，我来到上饶60多年了，我想杭州，我想我的家。”这时，她的口音不再是“怪话”，“我本来在萧山铁路小学教书，上世纪50年代初调来上饶教书，就一直在这里生活下来，没有离开过这里……”

　　说起当年离开杭州，刚刚来到上饶的情景，她记忆犹新。

　　“以前，上饶是个很小的城市，比杭州小很多，城里就在江边，铁路边最早都是荒地和水塘，只有一点点矮房子是铁路人造的，居住条件很差，我刚来就只能住在学校里，到了1957年才搬进自己的房子里”。

　　这套“自己的房子”，就是她一直住到现在的这个地方：一层的砖瓦房，有一个十平方米左右的客厅和几个小房间，客厅后面还有个小院子，种着一些蔬菜。经过几十年岁月侵蚀，房子外观已十分老旧，墙皮发黑脱落。但在曹淑英的收拾之下，房间里依然很整洁，挂着精致的门帘，桌上插着花，小小的家显得很温馨。

　　在铁路新村这个小镇，曹淑英住的这一片上世纪50年代建的平房，算是历史较为悠久的一批建筑，住进这里的基本都是铁路系统的优秀职工，而他们的家乡都和曹淑英一样，基本来自浙江，大多来自杭州。

　　今年57岁的何伟忠，现在是一名上饶车务段的铁路职工，他的童年，也是在这片平房中度过：“我的老子（爸爸）之前在铁路杭州机务段工作，差不多就在这片房子造好的时候，他从杭州调到了上饶。我就是在这里出生的，一直生活在让上饶人羡慕的铁路新村，我们这里有自己的医院、商场、电影院、学校，条件蛮好……”他用“怪话”滔滔不绝地说着，洪亮的声音中流露着自豪的语气。

　　事实上，这种“怪话”，被更多人称为“上饶铁路话”。曾对“上饶铁路话”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原上饶铁路办事处主任王本勋告诉我，当地人之所以称这种方言是“怪话”，是因为这是一门以杭州话作为基调的语言，所以杭州人听了很亲切，上饶人听了却觉得很奇怪。

　　“为了支援江西铁路建设发展，从新中国成立伊始，成千上万来自杭州以及周边地区的铁路职工和家人一起，陆陆续续离开了家乡，来到上饶。他们集中居住在铁路新村，说着一口地道的杭州话，形成了一个‘小杭州’。”王本勋说，后来，随着与当地文化的不断融合以及杭州以外地区员工加入“小杭州”，在他们的交流中，杭州话开始了一些改变，形成了和杭州话非常相似，又融合了一些上饶当地语音特点的“上饶铁路话”。

　　奎元馆的虾爆鳝面

　　知味观的鲜肉小笼

　　至今流连在异乡杭州人的梦中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它随着社会现象发生而发展。据王本勋估算，在“上饶铁路话”发展最辉煌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使用人数一度达到近两万人，并随着浙赣铁路线延伸至浙江衢州和江西鹰潭、南昌一带，成为铁路沿线的通用语言。

　　而那时，在这些身处异乡的杭州人看来，也是他们最辉煌的一段时期。

　　今年刚刚退休的铁路职工蒋红英说：“当时我们铁路新村就是一个独立的小城市，跟地方上联系很少。我们小时候经常能吃肉吃鱼，夏天还能天天喝汽水，我们到上饶街上时，走路都昂首挺胸的。”

　　她一边说着，一旁的老同事还称赞她“铁路话说得很好”，蒋红英抬高了音量：“我的铁路话讲得确实是算好的！”她告诉我，那个时候在上饶讲“铁路话”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那是我们一段辉煌的历史”。

　　不过，在她的老母亲看来，这段辉煌历史的背后，更是一段老铁路人的艰辛岁月。如今住在新式楼房里的蒋红英的母亲，一直说着现在的日子比当年好太多了，这位老妈妈用纯正的杭州话回忆道：“我跟我阿爸姆妈来到这里的时候，房子都没得住，分房子的时候，大家为了有个窝，都是抢的！本来杭州城里什么都有，到这里什么都没有，从头开始。”

　　她长大以后，也成为一名铁路职工，是售票员。

　　“我工作的时候，我们是三班倒的，有时候上班确实是没日没夜连轴转，条件也没现在那么好，冬天很冷、夏天很热，想想也真的是很苦。但是为了日子过得好，我们也愿意付出劳动。”到了后来，随着科技发展以及工作条件的改善，她们售票工作的负担才渐渐减轻，生活也越来越好。

　　虽然日子越过越好，但是心中那份对家的留恋，以及对家乡生活习惯的执念，似乎一直留存在很多异乡杭州人的心中。

　　蒋红英家中每年过年时，白斩鸡依然是一道必不可少的菜。蒋红英的母亲说：“白斩鸡我喜欢吃，也是杭州人一定要吃的，我们家过年烧鱼还要摆到年十五后才好吃，杭州人说的年年有余嘛！”

　　曹淑英则说，她至今依然不敢吃辣椒。“奎元馆的虾爆鳝面、知味观的鲜肉小笼，我做梦都梦到过好几次”。

　　老人们“想回杭州”

　　在当地出生的中青年说

　　“不知道自己算是哪里人”

　　曹淑英对于杭州的记忆，并不仅限于虾爆鳝面和鲜肉小笼，出生地柴木巷的两个并排墙门、楼上曾经玩耍过的两个阳台、长大后搬迁到信余里……在她的脑海中都是一幅幅清晰的画面。

　　几次说到“我想回杭州”时，她的眼里甚至泛起了泪花。

　　“本来我是可以调回到杭州的，但是我错过了，回不到自己的家了。”

　　“因为我的爱人是江西人，他选择留在上饶，我只能留在这里继续生活。”曹淑英说，因为错失了回杭州的机会，她有时也会“埋怨”爱人，“但是一家人肯定要团团圆圆生活在一起，我们很幸福，能够经常回杭州看看，我就很满足了。”

　　如今，爱人已逝。几年前摔伤了腿，现在走路需要支架支撑的曹淑英，抬头看了看爱人的遗像，又看了看自己的腿，轻声说：“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回杭州坐坐西划船儿了。”

　　蒋红英的母亲也是这样的心情，她一直重复着“杭州人肯定想家，想回去的”，“年纪轻的时候不觉得，现在年纪越来越大，对杭州也越来越想。”

　　当我得知，她的出生地是如今的未来科技城附近时，我拿出了最近拍摄的照片，她看了之后感叹：“从农村变成大都市了，杭州现在发展太快了，我作为杭州人很自豪啊！”

　　“杭州人”，似乎一直是这些异乡老人们心中坚定的信念。可像蒋红英这样，出生在上饶铁路新村，只会说铁路话、不会说杭州话的中年人来说，家乡却显得有些飘忽不定。

　　“虽然我知道我的老家在杭州，可为了区别于上饶本地人和杭州本地人，我们一般都会说自己是‘铁路上的’。”蒋红英说。

　　然而，很多时候，在外面说自己是“铁路上的”，人家会不理解；说自己是杭州人，又觉得底气不足；而从小耳濡目染的教育，又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属于上饶，并不是上饶人。

　　“到最后，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算是哪里人了。”蒋红英说。

　　“小杭州”即将消失

　　曾盛行的“上饶铁路话”

　　或将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迹

　　“我带你们在铁路新村走一走吧，这个‘小杭州’马上就要消失了。”在这里长大、号称熟悉每一条弄堂的何伟忠，热情地带着我穿行在狭窄的巷道间，像介绍老朋友一样，给我介绍路边这些印着铁路符号的建筑。

　　从2010年开始，略显陈旧的铁路新村，已被上饶市纳入城市改造的地区之一。低矮的房屋正渐渐被新式高楼取代，加上住房改革之后，不少来自杭州的铁路职工已将房屋转手给了当地人，往日“小杭州”居民之间亲切的方言交流被点头微笑冲淡了，“上饶铁路话”渐渐失去了传承的土壤，也没有了继续发展的人文优势，或将永远成为一个时代的特殊印迹。

　　走在路上，一位穿着裙子、烫着卷发的阿姨，用“上饶铁路话”向何伟忠问好，询问他女儿现在的情况，他说：“女儿已经在南昌工作，我在南昌给她买好了房子。”

　　“没有想过让伢儿（孩子）回杭州工作吗？”

　　何伟忠：“这个看伢儿自己了，她觉得哪里发展好就去哪里，我们尽可能给她提供最好的条件。至于我们，就安安心心在上饶生活了，这个城市也不错的，不大不小刚刚好，周边青山绿水，环境很好，我下个月就要开车去山里避暑了。”

　　搬出铁路新村之后，何伟忠仍旧把新房子买在了铁路新村旁的一个高层小区，站在他家的窗户前，就可以俯瞰整个铁路新村的全貌。在他看来，铁路新村已是他的心安之处，他已经把根扎在了铁路新村，扎在了上饶。

　　蒋红英的新房子，同样离铁路新村不远，是一个上饶的中高端小区。她一直希望孩子能够回到杭州发展，“杭州现在发展那么快，身边有很多人都去杭州工作，如果伢儿能够去杭州工作，前景应该蛮好的。”

　　想了想，蒋红英又补充：“我们伢儿很小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觉得‘铁路话’很好听，却始终没有学会。如果他到了杭州，听到正宗的杭州话，学起来应该就很快了吧？他如果定居杭州，我们以后回杭州也是经常的事了。”

　　“其实也还好，336公里的距离并不远，我们坐高铁去杭州，一两个小时就到了。不管我们是不是杭州人，小孩以后在哪里生活，杭州永远是我们心中的人间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