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杭州人高继生备好了为祖国庆生的献礼——在自家的高氏照相机博物馆举行一场老相机展览。

　　高继生收藏了不少相机，有的堪称孤品。一台是前苏联为新中国成立生产的纪念相机，编号490001，是国家级政府礼品相机。另一台是西湖样机，编号590001。这台相机诞生于1959年，是杭州第一次设计试制的样机，当时总共就出来3台。

　　杭州第一台西湖样机

　　给两密码箱的钱我都不卖

　　高继生是杭州高氏照相机博物馆馆长，今年77岁。

　　位于永和坊小区的杭州高氏照相机博物馆已建立27年，门面看上去不起眼，但里面的相机密密麻麻，挤满了展柜，总数多达1400余台，其中包括19世纪德国高治(高尔上)F=768画箱式相机、1955德国莱卡M3十二件套机等。

　　但是，在高继生眼里，最珍贵的，莫过于一台为新中国成立生产的纪念相机和杭州三宝。

　　这台新中国纪念相机是前苏联基辅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生产的仅有的10台相机中的第一台，是国家级政府礼品相机。

　　今年5月29日，新西兰、乌克兰两国摄影家、照相机专家学者专程来馆，打算高价购买，被高继生断然拒绝。

　　杭州三宝是钱塘千里眼镜匣、德国三镜头大座机和西湖牌样机。

　　高继生说，钱塘千里眼镜匣是1818年钱塘仁和（今杭州）才女黄履发明的，比法国人发明的第一台照相机还早。“那时候，全世界还没有感光镜片，所以这台相机不能拍照，但是堪称照相机的祖师爷。”

　　德国三镜头大座机诞生于清末，曾“就职”于清末民初的杭州二我轩照相馆。

　　高继生最看重的，是西湖牌样机。他说，1959年之前，杭州没有自己生产的照相机。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杭州毛源昌眼镜店周凤宝、胡秋江等人设计试制了三台西湖牌样机，都是纯手工打造。

　　“三台样机，一台向省里报喜，一台向市里报喜，剩下一台自家留着。我在胡秋江那里，花了四年水磨功夫，他终于同意出售这台西湖样机。”

　　高继生买到相机的那一年是1974年，他花了800元，整整22个月工资。这在当时，可以在杭州买100平方米楼上楼下的房子！

　　1993年，高继生跟儿子高峻岭办了全国第一家照相机博物馆。两个台湾人慕名而来，拿出两个密码箱，里面全是钱，要求买这台相机，被他拒绝了。

　　高继生说，“我价格都不跟他谈。没得谈，这是我们杭州之宝、高氏之宝，是多少钱都不能出售的孤品。”

　　祖孙四代人

　　把有历史的照相机传承下去

　　高继生收藏相机，已经60多年，自称祖孙四代与相机共存。

　　第一代是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在淞沪会战期间，当过战地记者，收藏了20台照相机。

　　高继生是第二代，对于相机的着迷，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至今记得购买第一台照相机的时间，是1960年9月16日。“当时我是一名代课老师，一个月的工资是30.5元，我花了30元买了一台从德国进口的蔡司相机。”

　　买下这台相机时，他和母亲足足吃了两个月的稀饭。

　　1968年，他和妻子结婚，他用妻子攒下置办行头的80元钱买了三台相机：罗莱、蔡司和柯达，导致婚礼是穿着杭钢的工作服完成的。

　　改革开放以后，高继生先后在南京、苏州、杭州、临平等地开设照相馆，只要稍微赚到点钱，他就把资金全部投入到购买老相机上。其中最昂贵的一台是19世纪上叶，英国伦敦生产的Ross相机，花了他2万余元。“这在八十年代末，可是整整两个万元户啊！”

　　由于痴迷这个收藏，他满屋子摆的都是老相机，他儿子结婚时，掏不出买房的钱，只能把家里的阳台收拾出2平方米的空间，让儿子儿媳妇“蜗居”。

　　在他的影响下，儿子高峻岭、儿媳隋雪静已在接手照相机博物馆的大小事务，儿媳辞去了公司译员工作，全身心投入到了博物馆上。

　　第四代传人是他的孙子，现在读小学三年级，今年获得第一个奖项，在武汉大学浙江校友会举办的摄影比赛中，获得新秀奖。

　　“我们祖孙四代人，都离不开相机，都跟相机结缘。”高继生说。

　　他至今记着自己开办照相机博物馆的初心。“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大批老外到中国来淘老相机，大量的精品相机被他们淘走。我跟他们赛跑，在1993年开办了博物馆，想唤起人们的注意，并提醒大家，老相机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

　　这几天，高继生处于兴奋状态，原来的破旧、狭小的老博物馆可以搬迁了。“刚刚，拱墅区政府给我规划落实了一个博物馆新址，老照相机们可以搬过去了。这是我有生之年收到的最好的礼物。”